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评审在8月17日、18日两天进行。头一天由设计者陈述，第二天是评委们闭门讨论、投票。何镜堂带着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团队提前一天赶到了上海，为了做好几分钟的陈述，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宾馆房间的镜子演练了一下午，整个晚上都没睡好。老人自己都说，这么一大把年纪，可真是不容易。

　　评委们同样不容易，8个方案各美其美，却要从中排出个一二三，闭门讨论的热度可想而知。有人觉得华南理工大的方案展陈不方便，造型太过中国，略显压抑，却也有人认为它好，好就好在中国味道浓；有人说清华张利等人的设计形象一般，冲击力不够，缺乏力度，但也有人就是看中它的平和，认为结构简单，展览方便。

　　大家都明白，这座建筑不仅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代表着中国建筑界的理念和水平，所以人人坚持己见，不愿妥协。吵到白热化的时候，有位老院士大动肝火：“我就喜欢这个，你们不选，我可就走了。”弄得组织者哭笑不得，各位评委的责任意识和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投票结果充分印证了讨论时的态势。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与清华张利等人的设计得票最高，但票数相同，不分伯仲。这或许是组织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却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两个方案以及仅以一票之差屈居其后的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被一并提交上去，请有关部门来决断。

　　合起来，行不行？

　　对投票结果最感意外的，或许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张利本人。因为他觉着，在8个方案的原设计中，就属他们的方案最干巴、最中性、最缺乏动人的形象。他们原本只设计了一个“L”形的建筑，简简单单。不过，简单亦有简单的道理。

　　“决定参赛之后，大家分头琢磨，一周之后开会，每人提出一个方案。”张利记得，交上来的方案里以圆形建筑居多，“说明多数人都会选择具有中心感的圆形”。张利却想反其道而行之，“能不能不做这种中心化、雕塑化的建筑，摆脱纪念性的形象思维，转而从城市和功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很想试一试，就算不能中标，好歹也表达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想法和思维。

　　张利把想法一说，团队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的人意见很明确，这是兵行险招、脱离实际，既然不打算中标，何苦费这个心力？只好靠集体投票来决定，结果，赞成的人数略高，反对者不说话了。张利就势提出“三个转变”：中心式转向发散式，圆形转向方形，纪念性转向功能性。两周以后，方案上交，文本中这样介绍它的优点：方案设计以方正规则的几何单元创作出简洁美观的建筑造型艺术，同时实现展览建筑空间利用率最优化的功能需求。

　　方案的点睛之笔其实出现在方案闯进八强后的深化修改阶段。听了上海方面的建议，张利一下子想到了九叠篆。“这是一种特殊的篆字，源起于隋，兴盛于宋，多用于印章镌刻。”张利说，九叠篆的字体折叠堆曲、布局匀称、端庄且不失华美，古韵悠悠。它还有一个特点令设计师欢喜不已。九叠篆可以有五叠、六叠，也可多达九叠、十叠，每个字的笔画折叠多少并无一定之规。这便留下足够的设计空间，设计师既可以尽情施展，摇曳生出最美的纹样，又可以随需应变，将各种建筑构件置于曲曲弯弯的笔画之间，相安无事。既满足了功能需要，又无损美感，可谓一举两得。张利创造性地将九叠篆用在“L”形建筑外表面，作为装饰纹样，变成了方案胜出的关键。施建培后来用了两个字来形容这一改动：惊艳。

　　但麻烦来了，两套方案各有千秋，得票又是一样，该如何取舍？倪阳他们先是听说，上海方面比较倾向清华的设计，因为功能性强，便于会后利用，且施工难度较小。离世博会开幕只剩下900天了，施工难易程度显然已成为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后来又听说，两套方案可能都被放弃，而采用紧随其后的北京

　　建筑设计院的方案。种种传闻其实并未得到证实，但足以说明最终决断时的纠结。

　　僵持不下之时，有关方面提了个建议，能否将华南理工大与清华大学的两套方案合二为一，成立联合设计团队？组织试一试的任务，还是落在了世博集团的头上。有关人员一听，立马犯了愁。施建培说，搞建筑设计的人大多个性较强，重视个人想法，一般难于合作。更何况，两套方案均已完全成型，但理念与风格迥异，很多方面甚至截然对立。在建筑历史上，也绝少听说不同理念合作成功的范例，合作者还属一南一北。再者，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设计再拿不出来，势将影响开工建设。这个责任，恐怕谁也担待不起。

　　试一试，能成功吗？

　　合

　　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倪阳和张利都还记得。

　　当晚，张利抵达上海已是夜里11点钟，但心里放不下，他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倪阳的房门。两人一直谈到深夜3点，谈到后来，倪阳的嗓子都哑了。对于合作方案，两人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倒都发现对方是那种可以合作的人。张利评价倪阳，坦率、直接、有一说一。“倪阳跟我说，我们不该回避纪念性。因为中国馆本身绝不仅仅是个会展中心，它的特殊，不容忽视。”张利后来想想，觉着对方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张利没提的，倪阳记得。“头回见面，多多少少有点抵触，话里话外有点拧巴，其实都是怕失去自我。再说，谁也不是代表个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团队。”倪阳说。刚开始的合作亦是如此，抵触情绪，就连施建培这样的“局外人”都感觉得到，“饭都是各吃各的”。

　　事后回过头来看，何镜堂提出的“现场设计”在两支队伍融合之初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建议，京粤两地的设计人员在上海集合，一起工作。既便于沟通交易，又便于产生合作的土壤。果不其然，一两周磨合下来，大家亲近了许多，吃饭时彼此招呼，讨论时的火药味儿自然也少了许多。第一稿出来之后，两个团队基本合二为一。施建培他们一看，有门！立刻成立了以何镜堂为总设计师，张利、倪阳以及上海设计建筑研究院一位负责人为副总设计师的联合设计团队。

　　施建培一再感慨，多亏双方领头的建筑师为人随和，处事低调。张利说，何镜堂资历深、名望高，又有院士身份，如果何老拒绝合作，完全可以。“我当时接到了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的电话，和我商量，希望由我牵头成立联合设计团队。”何镜堂说，他们搞过很多建筑，但这个不同。中国馆

　　建得怎么样，是全社会关注的事情，若能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当然是好事。所以他一口答应下来，半点没犹豫。

　　做好了南边的工作，吴良镛、李道增等清华建筑系的元老又在张利离京赴沪之前好一通嘱咐：这是国家使命，既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清华，年轻人要珍惜机会，谦虚一点，肯定有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建筑界的老前辈，他们深知中国馆对中国和中国建筑界的意义，虽然没有亲自参与设计，但依然以自己的经验和影响力为中国馆的诞生倾尽心力。

　　合作已不成问题，接下来就是设计方案的融合了。大体思路是有的，以华南理工大的设计为国家馆，地方馆以清华方面的设计为主。设计人员很自然地想到，国家馆居中，“L”形的地方馆围在底部。效果图一出来，怎么看都别扭，好像两座并不融合的建筑被生生捏在了一起。第二稿时，地方馆被设计成平台的形制，国家馆居于平台之上，显得有主有次，融合效果更好，也顺眼多了。后来又有意见提出，国家馆朝向不合理，入口朝西，最好“转”一下，改成正南正北，也与近旁的世博轴平行。这样一来，又有许多新的改动，尤其是对地方馆的造型影响更大，原有的“L”形不得不被放弃。

　　建筑上的事儿，说起来三言两语，但牵一发动全身，实际操作起来都是海量工程。这还只是两次较大改动，其它细节上的变化更是难于计数。一面修改，一面制作材料、向有关方面汇报，之后再继续修改，设计人员夜以继日，足足忙乎了一个月。2007年9月24日，上海世博会组委会议上，中国馆的设计方案终于获得通过。因为中国位于亚洲东部，上海位于中国东部，型似斗冠的中国馆由此得名“东方之冠”。

　　当年12月18日，中国馆破土动工。此前，设计方案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深化与优化。盯着建筑工人打下第一根钢桩，何镜堂轻轻舒了一口气，觉着建筑设计上的主要问题应该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