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选设计捡回来

　　程泰宁老先生成为头一轮评委中唯一一位两院院士，其实很偶然。

　　出于回避的考虑，建筑界多位院士都无法担任首轮评审的评委。程泰宁原本也打算参与投标，却在召集团队开会的头两天突然病倒，住院两周，无奈错过了机会。“没准儿是老天准备把另外一项任务交给我。”老人半开玩笑地聊起了话题。

　　第一轮评审同样循序渐进，从344件选出100件，再选出50件，最后剩下20件。一件件设计作品在投影幕上依次闪现，风格迥异、各有千秋。评委们面前摆着选票，看到欣赏的作品，就在与之相应的编号下打钩。因为一时有事抽不开身，等程泰宁赶到评审现场时，作品已经被删掉了294件，老人只参与了前20名的投票。

　　说句实在话，票是投了，前20名也选出来了，但程泰宁总觉得欠点什么，他隐约觉着找不到一个特别鲜亮、特别有意思的设计来。带着心底的一丝遗憾，10天之后，程泰宁又参加了第二轮评审会。因为许多单位和个人的作品在首轮中被淘汰，评委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第二轮的评委换了一大半，其中好几位都有院士头衔。这一轮将从20件作品中选出8个。

　　由于作品数量大幅减少，第二轮的评审更加审慎、细致。20个候选方案的设计图被贴在靠墙展板上，一溜儿排开。这轮评审也给了评委们充分品评、讨论、交换意见的时间。每个人都明白这轮评选草率不得，选出来的8个方案将被进一步修改和深化，直接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更何况，8个方案各有所长、各有特色。有的简洁大方、功能布局合理；有的线条优美、现代感强；有的取材于中国山水，有的借鉴了传统的如意结，还有的从树叶漂浮于水面上获得了灵感，不认真看看、仔细想想还真难以决断和选择。讨论开始之前，评委们大多在翻看20件作品的设计文本，也有人在展板前面走过来、踱过去，每张图纸都得瞧上半天。心急的，已经三三两两地在小范围内议论起来。

　　程泰宁却有点特立独行。“因为我参加过上一轮的评审，对这些作品比较了解和熟悉，就没在上面花更多时间。”老人解释说。他一个人蹓跶到会议室的一角，那里的桌子上摆着几厚摞设计文本。工作人员介绍说，那些是已经落选的设计，如有兴趣也可以翻翻。

　　文本按20名至50名、50名至100名、100名以后的顺序分门别类地码放着。程泰宁参与过50进20的评选，所以他一伸手，就从排在50名之后的设计看起。老人心里其实有个若隐若现的期待：没准儿能碰上个让自己眼前一亮的作品。

　　还真就让他碰上了。

　　“第一眼看见它，我就感觉跟其它设计明显不同。我一直觉得，世博园里的各个国家馆肯定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我们的中国馆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大气、要庄重、要镇得住。”程泰宁看上的这个设计，大胆使用了鲜艳的红色，层叠挑高，倒椎体造型雄浑古朴，极富中国气息。唯一遗憾的是，外面罩了一层帘幕，仅从效果图上看，模模糊糊，特色不彰。老人估计，这便是它落选的重要原因。因为在首轮评审中，评委们只看到了做成幻灯片的效果图，绝没有时间和精力把两卡车的资料全看一过。

　　毕竟是对评审对象有所触动，程泰宁对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赶紧招呼了几位评委一起来把关，大家一致建议程泰宁在随后开始的讨论会上推荐一下。受到这个启发，又有评委从已经落选的方案里，挑了一些出来。当然，只有程泰宁的推荐获得了通过，足见第一轮的评审大体还是合理的。

　　讨论时，程泰宁道出这样一番见解：“中国建筑界有种被西方文化裹挟的倾向，西方的建筑艺术注重形式，以怪异、新奇的陌生感为美，这与中国传统审美倾向并不一致。”而他所推举的这个设计与西方的新奇、怪异很不一样，一看就是中国的东西。

　　结果，从落选纸堆里淘出来的方案获得评委全票赞成，以最高得票数进入最后一轮的角逐。这样的峰回路转，不禁使人联想起悉尼歌剧院的诞生。1957年，233份设计参与了“悉尼歌剧院”的设计竞标。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对业已选出的10个方案无一满意，却在遭淘汰的方案中找出了丹麦建筑师约恩·伍重那份只有寥寥几笔的设计方案，结果正如沙里宁的预言，悉尼歌剧院成了“伟大非凡的超群创作”。程泰宁很希望这个失而复得的方案也能蟾宫折桂并被世人认可。

　　评审结束，设计者名单也随之公布出来。程泰宁一看，自己所推举的方案上设计者署名：倪阳。

　　难以取舍的两个方案

　　尽管该设计的基本品质获得肯定，评委仍对华南理工大学的方案提了不少意见，如国家馆入口空间过于局促，斜坡式的展室空间不符合展览要求，馆内垂直交通的布置也欠合理；特别是建筑造型的形式感虽强，但意向稍弱，提炼仍觉不够；建筑里面的构件尺寸过大，缺乏对比，肌理显得过于简单……第三轮投票在8月中旬，此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所有入选方案都将进行修改与深化设计。

　　对于设计师而言，修改的难度也许并不亚于最初设计。后者可以随意挥洒，前者却常常得根据大众审美、功能需要与专家、领导意见而做出妥协，这其中并没有是非对错，只是观念和思考角度不同而已。

　　倪阳说，他们取消了罩在外面的幕帘，以使作品看上去更加清晰、震撼，但原本想要的隐约、含蓄的气质便没有了；入口处由原来的缓坡式设计改成了大步级，75级大台阶烘托出国家馆的气势与庄严，可达性、亲民性或许就差了一些；顶部实体部分原本是中空的，造型更轻巧，但考虑到展陈的需要和便捷，也不得不改为一体。

　　8个方案修改、深化的过程中，招标组织者之一、世博集团的相关人员也没闲着。他们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地来回奔波，与8个方案的设计者一家家沟通。施建培印象最深的一次，他们一早由上海飞到广州，与华南理工大学的设计师见面，之后驱车3个钟头，去会深圳设计院的人，下午五六点钟直飞北京，那里还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人正等着他们。

　　前8名里，清华有两个方案入选，建筑系教授张利率队设计的作品是其中之一。施建培解释说：“最初设计只有框架，我们需要将更细致的要求尽快告诉设计人员，对于中国馆，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规划和论证，我们了解得更多，也知道到底想要什么，到底需要什么。”

　　这话一点没错。在跟张利会面的过程中，施建培一针见血地告诉张利：“你的设计好是好，但中国味没出来，我们需要一个有中国特质的东西，一看就得是中国的。”果然，此番修改之后，张利等人的设计方案气象一新。

　　张利也对施建培等人的到访印象很深。对于他提出的困难，施建培的回答毫不客气：“不困难找你们干嘛？如果给你们带来困难，我们也不道歉。”在不懈努力下，8个方案一点点脱胎换骨。当程泰宁作为第三轮评委再次见到这些方案时，他眼前一亮，立马知道一场激烈的角逐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