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全国总动员

　　担任了世博会会长的石坂泰三立刻赶赴大阪。

　　下了飞机，石坂泰三四处看了看，说：“这个城市可不太干净。”

　　大阪市长脸红了：“您这么说，我真没面子。”

　　“1000年积攒下来的垃圾，正好在世博会上好好展示展示！”石坂泰三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

　　大阪市长脸上挂不住，石坂泰三一走就召开了政府会议，会议决定掀起一场全市清洁运动，所有市民都要每天打扫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

　　“二战”后，被重创的日本走上了积极复兴之路。然而当时的东京变化很大，关西地区却没什么起色。当举办世博会已成定局后，日本各方逐渐形成了共识：通过世博会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均衡化。对此，大阪上下更是积极踊跃。

　　八木亚夫作为《每日新闻》大阪世博会的采访总负责，指挥记者报道市民运动时说：“3年之后，外国客人就来了，脏乱差可不是咱东方人的待客之道。”

　　市民运动有声有色。安静运动：要求市民开车尽量不要按喇叭；清扫运动：每个月有固定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去打扫街道；排队运动：所有市民必须养成排队习惯。

　　在大阪市负责招商的北条仁回忆，当时的大阪市民运动的主题之一是要用温暖的心保证世博会顺利举行。他们选拔的接待人员都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对他们的第一要求是保持发自内心的微笑。“不是表面做出来的那种，微笑不能敷衍客人。”

　　几十年后，日本给世界的印象是：待人彬彬有礼，做事讲规则到了苛刻的程度，街道一尘不染，服务兢兢业业。北条仁说，那都是大阪世博会养成教育的成果。

　　当时《每日新闻》跑政法口的年轻记者宫本二美生一开始就对世博成功充满信心：“警察忽然都开始盖新房或者重新装修改建自家的房屋。”他一琢磨才明白，大阪警察大都是外地人，世博会要开了，扩建了新房可以让亲戚朋友来住啊。“警察都这样有信心，世博会不会有问题！”

　　很多老人在几年前就开始规划世博之旅，存下一笔钱专门去开洋荤。连大阪周边酒吧的女老板都在忙着学英语、法语。此时，那些“反博”声音变得微弱了。

　　艺术家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1969年宫尾舜助遇见了日本的一位著名画家。

　　老先生拉着他的手说，你们干了件好事啊，我70多岁了，好多名画都只看过照片，以为这辈子看不到真品了，现在好了，明年就可以了这个愿啦！

　　老画家40多岁的儿子也从美国回到东京。宫尾舜助解释说，我这儿子也是艺术家，在纽约搞浮雕多年。外国人在那儿发展多有“玻璃天花板”，他儿子只能按当地设计师的要求干点小活。而现在他为大阪世博会工作，才是真正的创作！那么大的项目让他自由设计，对艺术家来说，太难得了。

　　对日本的科技人员来说，大阪世博会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很多研究所都在默默地开发新产品，大家的心思是共同的：“一定要赶上世博会，去展示自己的最高水平。”富士通公司一位技术员告诉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顾问竹田一平，有了世博会，我们这些搞研发的人就有了名义去开发新的产品，公司从人财物各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我们去开发平时不能做的东西。

　　“世博会代表了全日本国民的梦想。怀抱着这个梦想，大家期盼着开幕那一天。”宫本二美生说。

　　突如其来的井喷

　　人算不如天算。刚开幕时的一场大雪，让世博园人气低迷。

　　“开园头一周每天只有10多万人，”宫尾舜助回忆说：“开局并不顺利，还出现了赤军爬上太阳塔示威的事件。”

　　对于大阪世博会的参观人次，政府请一些研究机构作了预测。当时几乎所有研究机构都预计在4000万上下，因为毕竟日本当时的人口才1亿多一点。

　　但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研究所预测参观人次达6400万。这个机构就是刚刚成立不久的野村综合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经营与改革部首席顾问山田秀之拿出了当年的计算方法：能接待人流的土地有330公顷，按每平方米每天能接纳1000个人计算，乘以180日，最后算出了6400万人次。这被当作是一个笑谈。

　　然而奇迹最终发生了。井喷是从8月学校放假开始的。“参观的热情一天天上涨，一早大门口就挤满了人，一进大门就向美国馆、德国馆、苏联馆和日本企业馆冲刺。”山田秀之说：“日本百姓太需要感受和触摸这些最先进的东西了。”

　　大部分外地人都在美国馆和苏联馆那漫漫长队前选择了放弃。而大阪人却得地利之便，很多都参观过5次以上。

　　当年8岁的小笹井就是得天独厚的大阪人，从家到世博会场只需半个小时。他下课后背着书包直接赶去世博园。天黑了，他一点也不怕，还很兴奋。因为他知道晚上5时以后的票打半折只要400日元。

　　二年级小学生笹井前后参观了10次。作为老手，他总是事先看好地图，进门直奔最难排上队的美国馆和机器人馆，他还四处在各个国家馆搜集徽章，第二天拿到学校向同学们炫耀。

　　对于外地人来说，世博会是一次科技之旅。他们多半先坐上新干线，体会到陆地上最快的速度，然后再进世博园，体会人类最高的科技成果。现在服务于全日空航空公司的副本部长小川正人当时也是坐新干线去的大阪世博会。而尾形武寿当年才20多岁，刚刚结婚，把坐新干线看世博会当成了两人的新婚旅行。很多走不动的老人和婴儿，都在亲人的陪同下数次来到大阪。

　　一对来自新泻的夫妻，带着两个老人和4个孩子驱车到大阪看世博会，他们轮流开车一晚上奔驰了600公里，一到大阪就参观，晚上睡在车上。第三天参观完，他们连夜开车回家。

　　回到新泻，夫人清点孩子时忽然惊叫起来：他们才3岁的小儿子弄丢啦！

　　而在大阪世博园，晚上12时清场的时候，保安看见了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孤零零地坐在台阶上。问他父母是谁，哪来的，孩子只是哭泣，什么也不说。没办法，保安只好把这个男孩领回了自己的家。后来确认这就是那对新泻夫妻丢的孩子。

　　“不仅是丢孩子，还有丢东西、丢钱的。”宫尾舜助说：“世博会期间捡到的钱包，里面的钱多达4900万日元。”

　　由于参观的人实在太多，通过各种捷径进入场馆的花招也不断翻新，这成了当时舆论监督的重点。让一些老记者记忆犹新的是一起“残疾议员事件”。当时一位著名议员为了不用排几个小时的队也能看阿波罗号和月亮石，竟然坐上一部残疾人轮椅，想从残疾人通道入馆，结果被工作人员发现，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轰动一时。

　　“在我的记忆里，大阪世博会最终的参观人次是64218770”，时隔40年，宫尾舜助一字一顿：“最多的一天是83.6万人，那也是个没被打破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