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郑时龄谈世博：世博建筑的中国传奇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可以视为一座里程碑。”8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郑时龄告诉本刊记者。

　　他说，“中国馆并非完美无缺，但它表明：中国建筑师在寻找中国建筑语言的道路上作出了开辟性的探索。”

　　2003年的一天，郑时龄造访古罗马城的万神殿。他不经意地发现，万神殿前的广场上有一个不起眼的麦当劳标记“M”。那只是一盏小小的灯箱，一抹不引人注意的黄颜色。

　　这引发了郑时龄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许多具有漫长历史的城市，外来的快餐店麦当劳、肯德基的广告牌要比它们所在的本土还要张扬？

　　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建筑》一文中，郑时龄引述了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吴良镛的呼吁：“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

　　让郑时龄欣慰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让他看到了中国建筑师的努力，包括中国馆在内的世博园“一轴四馆”(一轴四馆，指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世博轴、中国国家馆、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中心和世博会文化中心五个标志性的永久建筑)，表明中国建筑师在寻找中国建筑语言方面作出了新探索。

　　这让郑时龄想起了日本建筑师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上的表现。两届盛会中，日本建筑师发挥了主导作用。之后，日本建筑师的作品在全世界产生影响。

　　郑时龄说，“自20世纪以来，在建立中国建筑的话语系统，探索并实现中国建筑的生命精神方面，一代又一代中国建筑宗师奋斗了终生，他们以自己的建筑思想、建筑教育和设计实践奠定了现代中国建筑之路。然而，建筑是一个永远发展的领域，我们仍然必须寻找一条在全球化条件下适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建筑之路。”

　　郑时龄，1941年11月生，广东惠阳人，196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曾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现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作为建筑规划专家，他参与了上海多项重大工程、历史街区与建筑的保护规划，其中包括南京路步行街的规划设计。他对世博会的建筑与规划有专门研究，与建筑界同仁合作编著了《世博会规划设计研究》《世博与建筑》。

　　中国建筑师的突破

　　最早关于世博会中国建筑的记录，是1867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牌楼和中国茶馆。1876年，中国第一次正式派代表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世博会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国馆。

　　郑时龄认为，除极少数中国馆外，历史上的，乃至当代世博会的中国馆，缺乏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中国馆的建筑往往用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成为一种传统符号的堆砌。

　　《瞭望》：中国馆是否表明中国建筑师找到了自己的形式语言？

　　郑时龄：我认为中国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第一次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中国国家馆。以前是非建筑专业的人士来设计，运用约定俗成的牌楼、京剧脸谱等代表中国的符号来构建中国馆，这没有脱出既定的思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是由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是首次运用建筑语言来表达。

　　同时我认为中国馆并不是完美无缺。它体量巨大，建筑形式比较特殊。在承载世博会巨大客流这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瞭望》：在外滩与陆家嘴，那些引人注目的楼宇大厦多是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中国的城市何时能找到自己的文化表达？

　　郑时龄：中国馆恰恰表明我们是在寻找这种表达的过程当中。它的体量、它的色彩、它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必然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所以说中国馆可以视为一个里程碑，是因为在寻找中国建筑语言的路径方面，中国馆及其他中国建筑师的作品作出了开辟性的探索。

　　若干年来，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往往由外国人设计，有人认为由具有世界声誉的建筑家在中国大地上能设计出体现世界一流水平的建筑物，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外国建筑师熟悉的是西方的文化语言。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建筑师就在寻找中国特色的建筑形式，其中代表建筑有南京的中山陵、广州的中山纪念堂，还有上海的原市政府大楼。

　　解放以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改革开放后，上海的松江方塔园、杭州的黄龙饭店、福建的武夷山庄，还有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以及苏州博物馆，等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探索。

　　《瞭望》：在筹办世博会过程中，你一直呼吁中国建筑师在世博会上一定要唱主角。

　　郑时龄：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前，日本的建筑一直学习与模仿西方。在东京奥运会与大阪世博会上，日本建筑师成为主角。这之后，日本建筑师群体崛起，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在建筑界的诺贝尔奖项——普里茨克建筑奖(ThePritzkerArchitecturePrize)的历史上，日本建筑师先后有五人获奖。

　　我曾说，中国建筑师应该抓住上海世博会这个机遇。最终，包括中国馆在内的“一轴四馆”，中国人都拿下来了，这说明中国建筑师是优秀的。这些建筑都具有国际水平。

　　“建筑上的创新是空前的”

　　郑时龄说，上海世博会与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相隔十年。十年间，无论在观念、材料、技术上都有新的进步，上海世博会作为“世界建筑博览会”，不仅可以看到世界建筑的最新发展，更可展望城市建设的未来。

　　《瞭望》：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Paxton)设计的水晶宫震惊了世界。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埃菲尔铁塔，已成为巴黎的象征。本届世博会，中国馆的“东方之冠”、英国馆的“蒲公英”……哪一个会成为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作品？

　　郑时龄：1851年首届世博会上，水晶宫是唯一的展厅，所以它就是那届世博会最好的建筑。今天的世博会，是建筑的奥林匹克盛会，在众多建筑中脱颖而出，难度是加大了。

　　本届世博会中国建筑师设计的“一轴四馆”，是对世界现有建筑技术的整合。它注重体现生态环保的理念，比如世博文化中心，利用江水源进行空调制冷，利用太阳能发电，内部座椅还可以灵活调节设置。

　　这是这届世博会中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建筑，不是单纯的一项技术的突破，而是技术的整合运用。

　　英国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雕塑”。它太特别了，我第一眼看到英国馆，我在想世博会是可以特别的，但还不至于特别到这个样子。我还是欣赏这个设计，但不能把它当作建筑，它是一项公共艺术作品，内部空间有限，缺乏建筑的功能。

　　西班牙馆使用生态材料，使用中国和西班牙共有的编织篮子的材料装饰立面。有人说这就像一条弗拉明戈舞蹈(世界最富感染力的流行舞种之一，是吉卜赛文化和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的结合)中飘逸的裙裾。德国馆也不错，德国人认为它代表了21世纪的新建筑，这个建筑富于空间的变化，建筑形式与展示内容结合得很好。

　　世博会有45个自建馆，因为多数是临时性建筑，在设计上可以自由地发挥。有人问，中国馆为什么没有英国馆那么特别？这是因为中国馆是永久性建筑，它不能脱离建筑的基本功能。

　　《瞭望》：不少外国国家馆的建筑设计，都与中国文化有着某种关联：意大利馆建筑的不规则分割，借用了中国的“游戏棒”。西班牙馆的藤条大篮子，巧妙拼接出中国汉字。这一做法在历史上是否出现过？

　　郑时龄：上海人有一种游戏叫“游戏棒”，在意大利语中，这个游戏就叫“上海”。在世博会历史上，展馆注重与东道主国家文化的结合，确实是不多见的。

　　以前的世博会多半在欧洲与北美举行，他们的文化相似。作为第一次在第三世界国家举办的世博会，许多展馆不约而同地注重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瞭望》：你认为世博会是世界建筑博览会，是培育世界级建筑大师的“课堂和实验室”，上海世博会这个实验场有哪些成功与失败，会给世界带来何种启示？

　　郑时龄：本届世博会建筑上的创新是空前的。1992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世博会，虽然保留了60%的展馆，但它参展国少，建筑量小。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使用了大面积的原有博览会的展馆，自建馆比较少。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统一使用标准的建筑，留给建筑师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

　　在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十年之后，上海举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世博会，246个参展方的数量创下历史纪录，这必然会使世博会建筑迎来创新的高潮。所以我说世博会建筑会与展馆内容同样精彩。

　　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建筑设计有个趋势，就是越来强调雕塑性，建筑越来越与装置艺术联系在一起，200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成名的建筑师展出的几乎都是装置艺术。本届世博会，这个趋势显得非常明显，例如英国馆、荷兰馆。

　　《瞭望》：这是一个好的趋势，还是脱离了建筑应有的功能？

　　郑时龄：世博会建筑是一个建筑时装表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在对面马路上看到一个西班牙馆式的建筑，建筑总要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但世博会是一个例外。

　　对理想城市的探索

　　郑时龄认为，现代的世博会已不再像早期那样，强调单个突出的“英雄建筑”。上海世博会要展示的是关于城市发展的整体概念，更重要的是对理想城市的探索和畅想。

　　《瞭望》：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会的举办场地从原先规划的郊区，改为黄浦江畔的老工业区，你对世博园区的整体规划如何评价？

　　郑时龄：世博园区的整体规划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虽然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使用过老建筑，但上海世博会使用如此大面积的旧厂房，使用这么多的老建筑，确实是没有先例的。当然，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早已经成为建筑师们的共识。

　　《瞭望》：你曾说，世博会对上海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句话如何理解？

　　郑时龄：伦敦举办了1851年首届世博会，到1951年举办了不列颠节，场面十分盛大，这恰恰是英国举办首届世博会的一百周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世博会对英国的影响。

　　从筹办到举办，上海世博会也必然对公众的思想起到教育与启示的作用。2003年，上海举行了全民大讨论，讨论世博会会给上海带来什么，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哪些是正面影响哪些是负面影响，从政府官员到老百姓都积极地参与讨论。

　　今天来看，世博会对上海的基础设施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上海市比较早地重视对公共交通的建设。例如，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比较重视地铁和公共交通的发展，世博会加速了这一进程。现在上海有了四百多公里的地铁运行里程，交通便利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和出行方式。

　　《瞭望》：你曾提出中国建筑师应是上海世博会建筑的主导，这个提法是否成为了现实？

　　郑时龄：部分形成了现实。“一轴四馆”是中国人设计的。世博园中的租赁馆也是中国设计的。但还有一些遗憾，世博园内的一些景观，也应该让中国人更多地参与。

　　外国建筑师有足够表现的机会，有那么多的外国馆，它们都由本国一流建筑师来设计，体现了世界水平。

　　《瞭望》：世博建筑这个“梦想舞台”在展出6个月后就要拆除，你曾提出世博会后应留下一些优秀的世博建筑，作为上海的永恒记忆。

　　郑时龄：现在很多方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有些建筑可以留下，建成世博公园。对于国际展览局，这里面有很多政治问题，如果留下这个国家的展馆，为什么不留下另外一个国家的展馆？另外，从我的专业来观察，有相当多的建筑确实是不能用的，因为是临时性的设计，不能永久保留。

　　历史上，西班牙在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后，最终保留了60%的建筑。如果可以保留一些场馆，上海留下了历史记忆，对于其他参展方也免去拆除的麻烦，这也是两全其美。如果那些设计思想奔放的外国展馆最终都被拆除，我觉得也是非常遗憾的。(记者 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