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日前表示，“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种定性在现阶段还不能改变，但“像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不适合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来发展。”

　　简简单单一句话，竟然引来议论纷纷。很可能，这与朱中一先前的身份——建设部办公厅主任有关。在不少人看来，无论作为支柱也好，不适合作为支柱也罢，其反映出的，是政府官员乃至政府部门对于房地产业的定论，因此，也就与房地产价格下一步的走向密切相关。

　　这可真是有点草木皆兵的意味了。一个行业是不是国民经济支柱，适合不适合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政府的意志至多只是参考而已，更不用说某一位官员了。也就是说，政府着力发展的，未必能够发展起来，政府意欲调控的，也未必能够打压下去。在复杂的经济社会机理中，决策者的思路固然有其作用，但若背离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缺乏相应配套措施的维护与强化，那么这种思路不过只是空谈泛论。

　　朱中一直言，对于去年房地产调控的成效不能评价过高，各地离调控的落实仍有一定距离，这是颇为中肯的看法，但此尴尬局面的成因，绝非“房地产业作为支柱”那么简单。

　　当前渐成共识的一种看法是，下一步房地产调控的关键，在于增强各项政策措施的约束力和操作性。这固然是总结一年多来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但除此之外，更需深入思考、也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为什么房地产调控的落实会出现偏差，以及如何增强各项政策措施的约束力和操作性？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之难，首先因为它涉及极为广泛的利益团体，他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利”倾向。一味强调政策的权威性，或者一味强调道德评判的约束力，效果总是有限的。因此，无论作为调控者的中央政府，还是作为被调控者的地方政府、商业银行、房地产商，以及利益分野更为复杂多样的购房者，如果不能基于各自以及相互间的长远利益，达成某种宽泛的共识，则房地产调控难免陷入“捉迷藏”式的困顿。

　　几乎可以肯定，即使不再将房地产业列为经济支柱，但只要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要干的事多，而税费收入少，那就必然迫使该地政府千方百计寻找一切可能的资金来源，这其中，批发土地最能立竿见影。

　　为了吸引资金流向本地，地方政府通常使用的“竞争”策略是相互杀价，反映在房地产开发中，低廉的土地出让价格已经成为维系开发商暴利最重要的一环，而这，反过来又为他们继续游说乃至要挟地方政府提供了可能。

　　银行的情况非常类似。过去一年，各大银行纷纷报出高额利润，其背景则是，在中央政府严防死守之下，全年新增贷款仍达3.18万亿元，较年初央行既定目标2.5万亿元超额1/4，其中更有大量资金，争先恐后廉价投向过度投资领域。而此现象所以发生，固然有大量外汇占款造成流动性泛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资银行内部治理和激励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很难取得协调一致。

　　打破上述怪局虽可期待但需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朱中一的讲话再次引起争议其实反映出民意对于房价虚高焦灼不安，以至稍稍投下石子就能激起层层涟漪，故而为今之计，除了继续加大包括金融、财政、税收、土地等在内的政策力度，更应着力的方面，应该是抓紧进行公共住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也才能使得近乎全民性的关于房地产业的讨论，不再漫无边际地越扯越远。(葛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