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清算土地增值税。1月19日，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房地产企业负责人透露，上海一些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曾经秘密碰过一次面，“准备联合起来给市里主要领导‘上书’，希望能考虑一下企业的生存问题。”“与其说是清算土地增值税，还不如说是清算地产商的命！”这名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说。

　　稍加留心即可发现，中央政府每出台一项房地产调控政策，最直接的反应往往不是来自购房者，而是来自房地产商。房地产新政出台之后，房地产商的反应最为丰富多彩，要么是作愤愤不平状，要么故作叫苦不迭状，要么是大呼暴风雨即将来临，要么是密会、密谋，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比如，去年“国六条”细则出台不久，全国房地产开发商巨头就秘密碰头，“密谋如何来突破‘国六条细则’的限制，寻找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解释”。应该说，这一次沪地产商拟上书建言不过是“故伎重施”，因此并不让人太感意外。

　　该如何看待房地产商的上书之举？笔者认为，法治社会，“上书”这一途径虽然有悖法治精神，但它作为一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作为一种“合法”的手段，倒也无可厚非。具体到房地产商上书一事，我反而觉得是一个不坏的消息。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作为一个掌握着巨大财富的利益群体，你不让他们表达诉求是不可能的；他们通过“上书”的方式和政策博弈，而不是通过伤害法律、伤害公平的其他方式和政策抗衡，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

　　上书这一方式无可厚非，但是不代表上书的主体也无可厚非。就房地产商而言，这一群体和其他群体有明显不同之处——他们本身具有极其复杂的时代色彩。正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所了解的信息——参与上书的主要是上海滩上一些大的地产企业，他们一方面是上海的“大地主”，一方面又混迹于政商两界，拥有政府性资源。可以说，拥有政府性资源正是一般的利益主体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优势。做一个假设，如果不同的利益主体，表达的是同一个利益诉求，拥有政府性资源的利益主体往往能如愿以偿，后者则很难或者根本就实现不了利益期许。

　　如果梳理一下近些年房地产商的博弈脉络，便可佐证这一事实。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前期起，房地产商就开始光明正大地走上前台，先是出资组织经济研讨会等，后又在公开场合发表与政府部门明显不一致的声音。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房地产商的痛处显然被触及了，他们一边反击和声讨，一边集结力量进行运作，最终维护并强化了自身的利益。对此，学者孙立平感慨，“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

　　无论是官方、坊间抑或学界，“房地产商已经成为一个发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体”的看法已成为共识。既然如此，一个发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体通过种种途径表达利益诉求，委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值得追问的倒是，“发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体”这顶桂冠为何偏偏戴在房地产商头上？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是权力的主动投怀送抱还是房地产商长袖善舞？抑或兼而有之？购房者仰仗人数众多的现实和握有购房与否的主动权，为何偏偏不是“发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体”？显然，惟有洞悉上述疑问，才能拨开房地产商身上的种种迷雾与玄机，也才能更客观地打量房地产商上书这一事件的时代色彩。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