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朱成钢在上海有一套140平米的住宅，购买时房价每平米五六千元，花了近90万，资金来源是三个1/3：卖掉过去一套福利房获1/3资金，银行贷款1/3，单位补贴1/3。

　　“如果现在买这个房子，我是买不起的”，他说，自己居住的房子因房价上涨已升值到300万元，每平米2万左右，“我工资一年十几万，很不错了，但十几万年薪怎么买300万的房子。而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即使是博士，月薪才一万，也不可能买得起300万元的房子。”

　　朱成钢因此感慨，“解决住房问题最基本思路就是不能全盘市场化，政府当然要参与。政府想把房价降下来，让更多老百姓买得起房。但在房地产完全市场化情况下，住房是纯粹商品，所以这些政策出台后，收效并不很大。”

　　火箭般上升的房价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不少代表委员感慨：房价过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扩大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加以解决，否则将成为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

　　房价收入比过高 “房奴”涌现

　　房地产高烧不退，使社会上涌现出很多“房奴”——因贷款供房影响正常消费，使得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的人们。

　　“房奴”大批出现与我国过高的房价收入比相关。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指出，据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阶段的消费结构变动规律，居民住房消费支出一般占到家庭收入比重的15%-30%；住房消费超过收入30%的家庭，即存在过度负担。据我国主流媒体一项调查，目前31.8%的购房者月供占到月收入的50%以上，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住房消费警戒线。

　　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整套房屋总价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例作为度量住宅市场重要指标。全国政协委员、金宝国际(香港)董事长李秀恒指出，按照国际标准，合理房价与民众家庭收入比例为2.6:1。但现实是内地城镇房价与家庭收入比已平均高达7.6：1，一些城市更超过10：1。

　　2004年初开始，我国开始对升温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多管齐下，抑制了短期投机、投资性购房,但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并未得到明显遏制，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仍在不断上涨。2006年“国六条”以及其后系列政策，更提出系列量化指标，限套型、限地价和限房价等，以求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供求结构失衡和价格过高。

　　但是，系列调控举措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多年调控，而房价依然居高不下，部分城市房价涨幅依然偏高。2006年，深圳、大连、呼和浩特、北京、厦门等城市房价同比平均涨幅较高，分别为11.7%、10.75%、10.2%、9.6%、8.3%。

　　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因此这样描述：“地方政府说不拍卖土地了，土地价格就抬高了。说不准建别墅了，别墅价格就高了。说不要盖大房子了，大套房子价格就涨起来了。”

　　同时，房价已成为社会矛盾最集中和最易激化的导火线。深圳等地开始出现民众自发抵制地产商发动“不购楼”行动；一些省市出现跨地域民众串连反高楼价的签名；更有一些城市出现民众自行集资建房，以抗衡地产商的行动。

　　调控要落到实处

　　多年调控，房价为何仍然“一行白鹭上青天”？不少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都认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到位，是房价上涨主要原因之一；而政策执行不到位，源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及银行的利益冲动。

　　不少代表委员谈到，对于国家“严把土地关，停止别墅类房地产项目供地和办理相关用地手续”这一规定，房地产商就模糊别墅概念，地方政府睁只眼闭只眼。按规定，从去年6月1日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但实际执行中，这一比例几乎是一纸空文。还比如，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封顶住房的个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但由于监管不到位，“未封顶不放贷”也流于形式。

　　政协委员李秀恒直言不讳地指出，内地房地产市场近年持续升温原因很复杂，既有市场方面原因，也有金融体制及宏观调控原因。房地产利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许多企业纷纷转型房地产，本末倒置。不少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要靠房地产推动；财政收入要靠土地出让，银行收入要靠房地产抵押贷款，故在政策上明显向房地产倾斜，以追求地方政绩和财政收入。

　　一些代表委员关注房地产过热中的银行信贷链条。政协委员、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指出，房地产焦点一是房价上涨太快，二是中低收入者住房条件改善太慢，“这两个问题都和银行有关系。”

　　郭树清认为，在房地产方面，就银行而言，应严格执行国家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把不合理需求抑制住，“比如银行不应该发放贷款给炒房投资或投机者，应该自我约束。”

　　有种观点认为，土地供应不足可能是拉升房价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把需求释放出去，就能避免房价上涨。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并不认同，“有人说土地供给不足是拉升建房成本的主要因素，我觉也不完全是，香港的土地一点一点卖，卖了多少年了。”

　　张卓元指出，有些房地产商垄断土地，地方政府高价拍地等，很多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现在财政部明确地方政府把土地收入纳入预算管理，这部分钱就不会再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这应该是控制房价的一个办法。

　　董文标委员认为，房价高启原因复杂，有银行房地产商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多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找一群人追拍土地，从2000元钱拍到5000元钱。而开发商是要追求利润的，不可能把5000元拍到的土地盖2000元的房子。所以房子就要卖得很高，转移到买房人头上去。”

　　九三学社一份关于强化住房保障职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提案对此描述更为充分。九三学社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把住房建设当作拉动经济、带动产业发展、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增加拆迁面积，从而刺激和促进了对房市的刚性需求，导致和支撑了房价非理性的上涨；通过经营土地获取巨额土地收益，土地出让金已成为许多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有的地方政府60%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来自土地转让。而这些都可能把调控架空。(李文绚 夏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