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熙攘攘的北京城，每一天都有许多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涌进来，许多人黯然离去。黄日新开发的“胶囊公寓”并不是药方，只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粒缩影而已。

　　村子里灯光渐稀，住户逐渐安静了下来，眺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中关村大街，六郎庄俨然另一个世界。

　　敲门声响起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蜷缩在床头的诗人孟小来抬了抬眼皮。来者自报家门，是一家媒体的记者。他只是撇了撇嘴，没有准备下床开门的意思。在掸了掸山寨品牌西装上不小心蹭到的灰土后，他重新斜倚到水泥墙上。同一房间，隔壁“胶囊”里的小姑娘，今天不来这里住了。

　　半瓶红星二锅头不知不觉间下肚，门外人依旧徘徊不去，再度敲门希望进来谈谈。他不耐烦地隔着铁门高喊了一声：“没时间和你谈，要谈明天谈。”一副大牌明星派头。然后，他嘿嘿地笑。

　　听着脚步声下楼而去，他拎起摊放在被褥上的塑料袋，袋子里粘糊糊的八个包子吃到只剩最后一个了，花生米也仅有少数的几颗。他一边兴致盎然地谈论着中国文学向何处去，一边踉跄着爬起来向床底下的尿桶处寻觅，险些栽倒。

　　在紧挨鞋子的地方，有两个绿玻璃瓶子，一个已经空了，他很顺利地找到并抄起另外一个，打开，用纸杯自斟自饮了起来。少顷，他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要将胶囊公寓住到底，继而嘲讽“小报儿记者真平庸”。

　　“兄弟，为我的计划干杯。”他对我说。然后他抓起最后一个包子，放到嘴里，大嚼。

　　他的“计划”是借助媒体关注，打出自己的知名度，代表文学界挑战让人仰断脖子观望的高房价。

　　造“胶囊”的老人

　　孟小来感激一个叫黄日新的老人，是黄的产品——胶囊公寓引来了媒体围观，孟小来才有了实践他的“计划”的机会。

　　所谓胶囊公寓，就是一种微型出租房，铁皮结构，状如胶囊，大小不足两平方米，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房子姚明也可以睡。怎么睡呢？他可以从门这边开始睡，就把脚伸到电脑桌里面去了。”黄日新说。

　　2008年初，黄日新上网看新闻，知道了日本有种胶囊公寓的新奇玩意儿，觉得自己也可以捣鼓一个出来。他说，虽然老了，但还是要创业，要给子孙留下一笔财产，“毕竟他们都不富裕。”

　　退休前，黄日新是高级工程师，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他说，发明几个小“胶囊”，不过是“拿了把杀牛的大刀宰了只小鸡而已。”设计、绘图、申请专利、采购材料、指导民工焊接、拼装，第一代产品在2008年春夏之交就开发出来了。现在摆放在六郎庄村的是第二代，两年来，黄日新投入了近四万元。

　　老人曾经租了场地展示他的产品，“不为出租，为的是批量生产。”但是，一直无人问津。他为此抓狂了许久。有人怂恿他在报纸上登广告，他登不起；有人让他竖大牌子，他尝试了下；有人推荐电子商务，为此他花去2800块，在阿里巴巴搞了个“诚信通”。可是从来没有厂商找他合作，产品更是一套也没卖出，而他先期成立的皮包公司“北京泓贵蚁族工程技术中心”，尽管竖起了显眼的广告牌，也是没人过问。

　　黄日新捋了下稀疏的头发，感叹说，宣传要有头脑，办报要有眼光，北京青年报“办报真是有头脑”。

　　黄的转机，正来自于他向该报一次成功的自我推销。

　　2010年3月26日，最新产品在六郎庄组装起来后，黄日新给北京青年报写了一封邮件。信文中他说，他发明的蚁族旅社，优于日本胶囊公寓，能在车站、旅馆用。

　　3月28日，北青报发出第一篇图文报道，改蚁族旅社为胶囊公寓，并与弱势群体挂上了钩，引用黄日新自己的说法：“设计建造这些公寓不为赚钱，只为找出解决毕业生过渡性住房的办法。”

　　京城楼贵，居大不易。北京市统计局说，3月份，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在这一背景下，“蚁族”、“蜗居”等说法正在催化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胶囊公寓”的出现，立即击中社会神经。媒体、公众、网友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过来。在媒体报道中，黄日新也被塑造出“不为挣钱，一心想着他心疼的那些孩子们”的急公好义形象。

　　现在在黄日新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的住宅里，一部手机，一部座机，铃声此起彼伏，电话里他一遍又一遍地与各路记者重复着几乎相同的内容。“你问我烦不烦？我才不烦呢，就当做不花钱的广告了。”

　　以前老担心赔本，这下全京城的记者都扎堆采访他，他信心百倍起来。“这回肯定能成功，不过我得看看再说了，现在倒不着急转让(专利)了。”

　　随着“胶囊公寓”知名度的上涨，新浪乐居也找上黄日新商谈合作，最终，新浪网获得了“全权负责运作”胶囊公寓的授权，在网上征集网友到六郎庄体验“胶囊”生活。

　　黄日新索性将8间胶囊公寓的钥匙，一度交到某编辑手中：“谁想体验，就让他先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