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强看来，发展住房市场，不能全指望政府投入，“私人住房租赁是个重要的渠道，不能放弃”。

　　文林峰甚至还提出一个更为折中的办法——在私人房屋租赁领域搞“公私合营”：政府可以作为“二房东”与私人业主签订长期租约，比如5年，统一承租一批房源，再散租给社会。其好处在于，既能体现政府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优越性，又能提高效率、盘活资源。

　　租买平衡点

　　不管是扩张“公租”还是盘活“私租”，“租有所居”的推动者们逐渐意识到，摆在前面的更大障碍，不是有形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是无形的观念，即中国人“重买轻租”的住房消费习惯。

　　柴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虽然中国过去“重生产、轻生活”的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人热衷于“成家立业”、“买房置地”，但在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以前，以单位建的“公房”为特征，也曾一度出现过近似“全民皆租”的局面。

　　柴强回忆，彼时“人们认为买房是一个负担”：钱存在银行里能获取利息，而买房看不到任何投资收益；单位公房租金低廉，还有补贴，如果房子一旦买到手，花大价钱不算，今后还要自己出钱维修。

　　数据也显示，即使是当前，租房仍然是中国一些特大型城市的重要住房解决方案。

　　2007年11月份，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发布的《北京市城市常住居民租赁居住调查》显示，北京市大概有33%的常住居民通过租赁房屋来解决居住问题。

　　上海市统计年鉴2008年的抽样调查表明，上海城市家庭住房自有率为78%左右，也即约22%的家庭通过租赁解决居住问题。

　　研究资料表明，在人口密度极高的日本东京市，持有住房的人仅占4成，剩下的60%均为租民。这一比例若放大至日本全国，则刚好相反，即租房住的人占40%，持有住房的人占60%。

　　柴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租房”和“买房”的比例分配上也有类似的“黄金分割线”。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租和买的平衡，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得益于完善的住房租赁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叶剑平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课题研究——德国的房屋租赁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德国的经验看，如果提供长期稳定的住房租赁政策，是可以改变人们“重买轻租”的观念的。

　　叶剑平说，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供需关系的失衡，需求端挤进了太多的畸形消费者，既包括日益庞大的炒房大军，又包括带有预期过望、透支消费特点的自住型需求。而人们之所以倾向于买房而疏远租房，很大原因是租房市场没有提供足够的权益保障，房东随意提租甚至赶走房客，让承租者没有家的安全感——这恰是中国当前扭转“重买轻租”观念，启动“租居”的主攻点之一。(记者 王玉光 魏洪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