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旭透露，这一提议来自上海市市长韩正，其目的是要使公共租赁房长期可持续运营。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在公共租赁房建设模式上，上海市政府目前也提出了与北京类似的想法，即鼓励企业利用自有土地建公共租赁房，比如张江高科产业园区的人才公寓。

　　在西部地区，为缓解房地产泡沫从一线城市向下传递的压力，在北京和上海之前，重庆已先推出了庞大的公共租赁房发展计划。

　　在2月20日重庆市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上，市长黄奇帆提出，重庆今年将开工建设500万平方米公租房，年底向社会投放20万平方米。

　　根据中长期规划，从2010到2020年，重庆主城区公租房总建设规模将达2000万平方米，累计33.5万套；此外，远郊区县也将随城市化进程再建2000万平方米。届时，重庆将以4000万平方米的“公屋”位居内地城市之首。

　　保障房转型探路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过去管理部门把经济适用房作为保障房供应的主体，实践证明其存在漏洞，而目前启动的公共租赁房建设，是在“为中国住房保障制度探路”。

　　1998年至2003年房改初期，在确立经济适用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供应主体的过程中，就“房子建完以后是售还是租”，原建设部内部曾持续争论长达数年。

　　彼时曾任职建设部科技司司长的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1998年房改时，适逢亚洲金融危机扩散，当时最为强烈的背景是拉动内需。这就给当年的房改背负上一个艰巨的任务：刺激购房消费，让内需集中释放。

　　另一个背景是当年钢材等行业产能过剩。因而有人提出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以消化过剩的产能，这成为拉动经济的又一应急方案。由此，对消费拉动效应较低的租房市场被忽视，廉租房等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长远考量被搁置。

　　正是这一房改大背景，确立了日后长达12年的“重买轻租”住房保障体系。在聂梅生看来，房屋租赁市场这个“中国住房制度设计的缺失段”，是造成今天市场供需失衡一个重要原因。

　　房屋租赁市场的缺失，为中国住房保障模式转型埋下伏笔。

　　有学者认为，从2007年温家宝总理考察新加坡公屋时开始，这种转型思路就已萌芽。只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使中国住房保障模式向‘租售并举’的转型戛然而止”。

　　2009年，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经厦门、深圳、常州和天津等几个城市的先期探索，逐步走入更多地方保障房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租赁补贴”的方式来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产处处长文林峰认为，这种转型是“住房保障体系发展趋于成熟的表现”——过去急功近利，房子建完了就卖。但从多年实践来看，光靠推动住房自有化，不可能完全解决城市新增流动人口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文林峰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1998年到2008年10年间，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总量已经超过2000万平方米。“如果当年这2000万平方米有一半留在政府手里，供长期持有出租，那经过10年的周转，今天就应该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至少不必像现在这样，政府不停地去找地建房，建完再卖，房子越建越远，市民还不愿意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