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 “孤独”生活在这个陌生城市

　　不伸手向父母要钱已经很好

　　“大冬天，一个人住在这冷冰冰的屋子，就想到家里的热炕，还有我妈做的热面。”提起这些，小欣眼圈有点发红。

　　由于所学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在西安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小欣面试了无数家国营企业都没能进去。无奈，找了现在这份工作。每月加班加点，能拿到1000多块钱的工资。“除去吃住，剩下的钱攒起来，还可以给自己添几件漂亮衣服呢，不伸手向爸妈要已经很好了。”她显得很知足。

　　马洁是宝鸡蔡家坡人，父母都是西北机器厂的职工。毕业前，父母托人在杭州为她找工作，未果。她不得不自谋出路。找到南郊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后，实习了一个月，她就开始工作了。

　　一个女孩孤独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马洁也曾为自己的境况叹息，但她有句鼓励自己的话：“宁要西安一张席，不要蔡家坡一套房。”

　　妈妈来过西安一次，看到女儿的住处这样简陋，薄薄的一床褥子，冬天连个暖气都没有，妈妈并没说什么，默默地给她收拾房间，还置办了些生活用品。因为只有一张单人床，妈妈和她住了两天就回宝鸡了。

　　在去马洁住处的路上，她的同学高娜妮几乎没说话。当大家彼此不再拘谨时，记者发现，高娜妮其实是位开朗直爽的女孩。她家在华县，是个地道的农村女娃。

　　高娜妮的情况比马洁还要差些。她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每月只有800元钱工资，但她说，这比前一份工作要好很多。“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网站做业务员，底薪400块，光找人、打电话、上网的花费就一大堆，每月保不住本。”高娜妮边说边算着账，“现在的工作也辛苦，早上8点上班，晚上没个准，有时候要装车，一两点才下班，也没个星期天。”

　　不像马洁，高娜妮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有啥不顺心的事情，也不向父母吐露。“你给父母说，父母也帮不了你，反而让他们更担心。每次打电话都是寒暄几句。”

　　大多数“秦蚁”都和马洁、高娜妮一样，家不在西安。在选择排解压力的方式和渠道上，“秦蚁”更愿意和朋友聊天，或者通过互联网写博客。

　　西安某心理服务中心的龙老师告诉记者：“有些大学生毕业后因找不到合适工作，会产生一些心理压力，但大多还是认为先落脚，慢慢打拼是必然的，心理上也能够接受。来心理咨询的‘秦蚁’不多，但并不表示这一群体不存在心理问题，他们仍然需要帮助。”

　　未来 经历都是自己蜕变的过程

　　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

　　廉思在《蚁族》里这样描述“蚁族”：他们充满活力，满怀理想，或者雄心勃勃，具有挑战意识。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经带给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然而，工作后的境遇和生活，使青春的梦想无处寄托，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忍受不确定的暗淡时光。但同时，他们乐观、开朗，相信自己的选择，情愿从底层做起，在慢慢的积累和沉淀中，期待未来的爆发。

　　雷霆现在是一家售楼部的置业顾问，西装革履，谦逊礼貌，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刚出校门时的青涩。

　　因为毕业时的一个巧合，刚出来打拼的他就接触到了房地产这个行业，以后所换的4份工作都与此有关。2007年3月的第一份工作，每月只能领到600元钱，生活还要家里补贴，他父母叹息“3年大学白念了”。

　　他没有抱怨。从前几份工作中不断汲取经验，现在，他干得得心应手。对于未来，他的见解是：所有从业经历都是自己蜕变的过程。

　　和绝大多数“秦蚁”不同，他把房子租在钟楼小区。“一天上完班很累了，还要挤公交，想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于是，他和另外两个男生合租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雷霆很健谈，“现在城中村都将面临被改造的命运，也为了自己能更快融入到这个城市，尽管每月房租不菲，但3人合租，每人也就400元钱，加上通信、交通等费用，一个月大概花费700元。我现在的底薪是1500元，加上绩效工资，还算过得去。”

　　雷霆对“秦蚁”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感受。他最在意自己是否能融入这个城市，而不在意从底层做起，从一无所有开始。“秦蚁”需要理解和支持，希望在这座城市有个寄托。和他同租一套房子的宁夏男孩谈了个女朋友，女孩父母坚决不同意，认为男孩不是西安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能让女儿幸福。“这对80后不公平，房子、小汽车，总有一个奋斗过程。”雷霆替宁夏男孩鸣不平。

　　西安一个本土网上论坛，有网友贴出“蚁穴”的照片，晒起自己的温暖的“蚁族”生活。“我承认，我们现在的条件不好，但不能因为我们住在城中村，干着貌似没前途的工作，就被定义为弱小。李嘉诚发迹前还只是个茶楼跑堂的呢！我坚信，只要两个人相扶相持共同努力，生活就不会亏待我们。我们80后可是很坚强滴(的)！”

　　张思峰认为，“蚁族”产生有诸多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发展，前些年，包括陕西在内的全国高校盲目扩招，让毕业生人数几何式增长，从几十万扩张到现在的六七百万。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合理的培养方案，导致教育资源浪费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造成“蚁族”、“秦蚁”这一庞大群体的产生。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教育监管部门应对高校办学形成严格的准入制度，不够办学条件的取消资格，扩招的步子要减慢乃至停止。“大学生自身也要改变观念，调整知识结构和就业期望值，敢于从最底层做起。同时呼吁社会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