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经租房”的形成，跟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产权意识有关，也跟城市市民的产权硬度有关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马莉

　　“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前门楼子九丈九，九个胡同九棵柳”；“前门楼子九丈九，王口花炮响上头”。解放前，老北京的前门地区曾经非常繁华，很多老百姓在那里置办了自己的私宅。

　　1944年，20岁左右的少女包璋，嫁到了前门附近的孙家。孙家在当时的前门，颇有几处房产。光绪9年间，孙家的祖上曾购置了北孝顺胡同4号、5号、甲5号，三个院落共占地一亩八分，约合1200多平方米。

　　婚后的包璋过着和美的日子。夫婿孙继昌是家中独子，夫妻俩受着中国老式家庭礼仪的熏陶，对双方老人都很孝顺。孙继昌一进岳父家的门, 每次都先揭缸盖，看见没粮食了就赶忙去买了送来。包璋娘家也是个大家族，包璋的曾祖父曾位列包氏宗谱,是正宗的包公后裔。不过，到了包璋父亲包桂荫这一支,家道已经败落了。子女多，吃饭的嘴也多,常常遭遇亲族白眼，包璋父亲一气之下，领着全家人到外面租房住，但没过几个月就交不上房租了。孙继昌索性把岳父母一家都接来住。人口增加了，孙家搬到了位于北孝顺胡同的祖屋。坐北朝南的三个院落里，住着夫妻双方的亲眷20多人，是标准的四代同堂，有老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璋夫妇以及孩子们。

　　包璋识大体、贤惠，而且待人接物周全，她将大家庭中成员间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妥帖，周围人对她都十分敬重。虽然有点祖产，孙家生活其实并不宽裕。包璋结婚时，新人穿的婚纱、西装都是向外人借的，刚办完喜事主人就催着讨还，新妇包璋不得不为一家生计终日辛苦张罗。

　　1949年初春，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北平。前门这一大家子，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新社会。1949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依法保护市区内各阶层人民的房地所有权与合法经营权。1953年，新中国政府给孙家发放了房地产所有权证，确认了孙家自前清时候置下的房产。孙家就此安居乐业，夫妻双双进入了北京市曲艺团工作，包璋担任舞美，负责管理服装，孙继昌则做会计。两人一起步行上下班，感情非常好。

　　房荒

　　解放后，北平以继承祖产为主的私房占多数，一度达到了总房源的67%。私房房主多为普通大众，有教授、医生、工程师、商贩、工人等。民国时期，城市普通老百姓尚买得起房，根据社会学家陶孟和的调查，1927年素称“寒苦”的小学教员月薪是38元至50元，年薪大约是500元左右，在城里买栋四合院攒两年工资就够了。这些私房，有的自住，有的出租。有些人专靠出租私房为生，俗称“吃瓦片”。孙家没有“吃瓦片”，但也指着房子“生养死葬”。1962年，为给婆婆预备寿材，包璋卖掉了草厂二条的半边院子，此外哪怕手头再拮据，包璋也没考虑过卖房。都是血汗钱，一栋自己的房子，就意味着老百姓的一条活路。

　　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当中，到底还是有一部分房屋从包璋手上“经租”给了外人。1958年6月，北京市开始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经租”的办法，即将城区内15间或建筑面积225平方米以上的私有出租房屋，交付国家统一经营收租、修缮。孙家并未出租过房屋，但是因为拥有两处房产，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经租房”名义上由国家代理经营，但实质则是国家对城市房屋的管制。进行管制的主要原因，则是为了应付城市越来越严重的“房荒”。房荒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先是抗日战争，之后是国共内战，战火毁了不计其数的城市私有住宅，也使处于战争年代中的人们很少有投资盖房的意愿。新中国建立后，多数城市空地多，空房少，市民居住十分拥挤。而北京市则由于军队和机关纷纷进城，大量外来人口突然涌入城市，更加剧了“房荒”的紧张。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当时的财政主要向工业等领域倾斜，北京市政府大规模增加住宅供应的条件尚不具备。“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修筑房屋。”1949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称。

　　北京建国后兴建了一批中央机关大楼，部分商业及文化设施，如扩建了北京饭店和国际饭店，修建了中国美术馆、工人体育馆等，但新修民房则数量有限。当时在城根关厢和一些空地上，曾仿“兵营式排房”的形式，抢建了一批平房。1951至1952年间，东单地区共建平房349间。由于当时城市住宅极度短缺，这些新建的住宅无疑是杯水车薪。

　　前门孙家的院子再大，也拦不住“房荒”的激流。受农村土改“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启发，减租运动盛行全国。也有人认为，城市解放了，普通的市民就可以白住房子，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虽然《人民日报》发表了反驳这种论调的文章，但当时的左倾思潮还是占了上风，并逐渐催生了“经租房”的诞生。

　　1958年，包璋变为“经租房”房主。1958年，遍布中国城市的“房荒”得以缓解。全国被“经租”的私房达1亿多平方米，涉及62.41万户。其中，北京“经租”房共有24万间，380万平方米，占当时北京住房总数的40%左右，囊括6千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