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战乱，广州的房屋破坏严重，加上占有的不合理，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全市12万多居民住在2万多间低矮、阴暗、破烂的小木屋和茅棚里。还有约1.5万户、约7万水上居民祖祖辈辈长期漂泊在珠江河面上的小艇中。

　　解放初期，国家的经济力量有限，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住宅建设，只在旧工业区的周边和旧城区的边缘兴建一些简易平房。

　　很多内部设施都非常简单，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套间，父母睡客厅，儿女睡阁楼，那是平常的事。

　　那时还是英雄母亲的年代，人口增速大大快于住房建设的增速，广州的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从1949年一连下降了12年，人均居住面积从原本不宽敞的4.5平方米持续下降到2.76平方米的最低点。之后，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人均住宅面积开始缓慢回升，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只有3.82平方米。

　　这期间，广州住房最大的变化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国家专门拨款1200万元，解决了5万水上居民到岸上安置。

　　口述：你是“厅长”我是“阁王”

　　1945年出生的周汝铮对房子的最初记忆，是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砖瓦房。这是妈妈单位从民居那买来给员工住的房子，一家人挤住一间，单位每月从员工工资中扣除1元钱当房租。

　　那时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家里也没多余的家具，一块木板也就是一张床，家家户户都有“厅长”，家家户户都有“阁王”，日子也就这么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地过着。

　　1960年，15岁的周汝铮参加了工作，在一家氮肥厂做学徒。他终于离开了拥挤的家，住进了集体宿舍，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这间10来平方米的宿舍中住着4个人，和现在中学生住宿条件差不多。因为都是年轻人，生活起居会更加方便，“条件比起家里，已经好很多了。”

　　1968年，23岁的周汝铮要成家了。母亲托朋友帮他找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也是几家人共用厨房，没有独立的厕所，上厕所的话要走10分钟的路程，因此家家户户都备了马桶。这间房子以每个月2.8元的价格被周汝铮租下，这一住就是19年。

　　1949~1978

　　广州人均住宅面积仅有3平方米左右

　　小小的一本房产证，承载着所有人的居住梦想。从薄薄的一张纸，到各式各样印着国徽的、具有防伪功能的红本本绿本本，唯一不变的是对家的期盼。新中国建立60年的风风雨雨中，广州从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三四平方米，到如今的二十平方米；从三家之口挤在七八平方米空间的“鸟笼”，到如今厨卫齐全的舒适套房；从一辈子的房客到名正言顺的房东；从论资排辈才能等上的公房，到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买卖的商品房；我们的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敞、越来越温馨。而今在万元房价时代，新一代年轻人一边做房东一边当房奴，沉重的债务和家庭的甜蜜相纠葛，让人既爱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