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不灵活竞拍房产难度大

　　林立人说：“深圳的个人合作建房者并没有成立一个公司，目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加入后，大家出的钱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一样，这也带来了决策上的难题。在竞拍现场，价格是随时变化的。一旦超过了我们预先定好的价格，哪怕就是一平方米再多加一元钱，我也不敢随便举牌。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根本不可能再聚众商议。”

　　由于这种决策机制上的不灵活，从2004年12月到2005年9月，深圳个人合作建房者参加的三次房产拍卖都未能竞拍成功。“后来，大家商量着改变了策略，大家先商议出可以接受的最高价格，另外给我5%的上浮权限。这次拍卖的价格就超过了我们商定的最高价，如果没有这个浮动，又要失败了。由于个人合作建房涉及的人很多，很难保证定好的最高价不被竞拍对手知道，如果他们故意和我们抬价，我们还是很难竞拍成功的。”

　　“我们只是小小的补充”

　　成功拍得两栋宿舍楼后，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林立人，不少人也期望着像姜丽君一样加入到深圳个人合作建房联盟中。2月9日下午，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林立人就接到了3个要求加入个人合作建房的电话。

　　林立人说：“首次拍卖成功后，陆续参加报名的已近千人。除了购买这两栋宿舍楼的81人外，剩下还有900余人等着要房子。”由于领着不少人买房子又一心想买地建房，林立人甚至还接到匿名的威胁电话，但他一直都未放弃。

　　“我们特别感谢政府和媒体的支持，也请房地产商给我们更多的宽容。我们不管怎么做也是一个很小的补充。”林立人说。

　　由理想退回现实

　　相对于个人合作建房委托房地产企业拿地的温州模式来说，深圳和广州的个人合作建房相继转向拍房。由初始的“合作建房”到现在的“合作拍房”，给人的感觉是“合作建房”走进了死胡同，至少是变了味，和最初的想像已经拉开了距离。

　　对此，广州个人合作建房的发起人魏琨说，“合作建房”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合作拍房” 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差别，并不是在忽悠老百姓。不论这是否自欺欺人，必须得承认，只有跨越现实的几道坎，才能理直气壮称合作建房。

　　“寻求政府与政策支持拿到地皮是合作建房‘难迈的第一步’。土地拍卖在政策上没有限制，但是目前若要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就必须与一些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竞争，他们的资金实力雄厚，又具有很大的品牌效应，面对这些企业，我们绝对弱势。”魏琨说这是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合作建房的症结之一。

　　“其次是融资的问题，要求每位个人集资建房参与者一次拿出数十万元并不现实。向银行贷款是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在银根紧缩的今天，银行界很难向集资建房者放贷，银行现在既没有相关政策，也没有具体运作的细节，更没有市场认可的标准。加之个人集资建房者大都是普通老百姓，拿什么来抵押？”融资是合作建房的第二道障碍。

　　合作建房的理想并未放弃

　　个人合作建房到底能走多远？林立人(见上图)说，个人合作建房是以一种方式解决想买房又买不起房的人的住房问题。这实际上是把建房权还政于民。目前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这种形式比例已经超过了30%，国外在这方面的成功证明合作建房还是大有可为的。但是，现在的合作拍房只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具操作性的选择。

　　不过，林立人并没有放弃合作建房的理想，下一步就想着竞拍位于深圳龙华一块有6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如果竞拍成功了，建好房后，一次性就可以解决1000人的住房问题。目前对于林立人来说，能否拿到土地的关键问题就是资金。

　　姜丽君则告诉记者，从“合作建房”到“合作拍房”，是从理想走进了现实。

　　一群特立独行的人

　　从“合作建房”到“合作拍房”，这一最新举动在深圳、广州的成功，再一次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林立人始终不愿摘掉阔沿帽，红色的T恤显得特别醒目。在他的主动邀请下，几家媒体齐聚在他的99＋1公司会议室，并不狭窄的会议室显得相当拥挤。两小时的采访，被“塞”得满满当当、应接不暇的电话一点也没影响他的思路。

　　广州发起人魏琨、深圳发起人林立人、北京发起人于凌罡……这个队伍越庞大。“我们彼此联系，相互交流，已经在北京、温州和深圳开过三次会议。虽然目前还比较松散，但已经开始筹划成立一个联盟。”魏琨说，他们在不断吸纳新力量。

　　能说能侃、言辞富有感染力，看起来，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何涛 杜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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