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记忆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记者:邓小平复出后，你个人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吗？

　　潘石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亲身感受到这种改变是非常的快。记得大概是1979年，我放学回家后，有些抱怨。我的父母亲就说，邓小平还是挺伟大的，他对中国的发展很有贡献，你再往后退五年看看，和现在都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宏观上给我说了说，而且给我算了一下:我父亲获得平反，过了大概半年补发了工资，之后又给他长了一级工资，还恢复了他的党籍……就这样算来算去，每半年就有一件好事情。

　　记者:你出生在毛泽东时代，1963年。比较深刻的、带有时代色彩的记忆都有哪些？

　　潘石屹:我小的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饱饭，饥饿。其他东西还可以承受，就是这个饥饿是没办法承受的。这点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包括后来从商，比较看重金钱，觉得有了钱就能解决吃饭、教育、看病这些问题……这还是受小时候缺衣少穿年代的影响比较大。

　　记者:“文革”结束后，你就随家人从农村进城了，你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家的，应该说得益于邓小平时代，我感觉你个人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是一致的。

　　潘石屹:所以任志强说，我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政府官员慢慢了解什么是市场了

　　记者:你的第一桶金是在海南房地产疯炒之时掘得的。海南房产泡沫事件，实际是改革过程中盲目性一面的体现。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改革的不成熟成就了最初的潘石屹。你怎么看这个事？

　　潘石屹:在海南岛，我们的第一桶金是，六个人总共赚了一百多万。现在看，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对我们是一个试验、是一个成果。让我们根深蒂固地了解了这个市场。海南岛的泡沫，就是因为盲目，不了解市场。但是通过海南岛的经验教训，让商人和从事行政管理的官员都了解什么是市场了。其实海南岛的起起伏伏，是做了一个试验，在这上面犯一些错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就像人成长的时候不能不得病一样。我觉得从大事来看，有两个趋势是挡不了的，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市场化。市场化对中国尤其重要。

　　记者:在邓小平时代，改革虽然总体上是深入发展的，但有的年份还是左右摇摆不定、甚至有后退。从个人的经商经验来看，你能深刻感到这中间的政策变化吗？

　　潘石屹:感觉还是比较强烈的。1989年之后开始治理整顿，那时候我还在海南，惨得一塌糊涂。完全是萧条。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1990年大年三十下午，海南岛就冷冷清清的什么人也没有。我们有半年多没有干什么事情了，就天天念佛经。我和朋友祝军身上都没钱了。他家在南京，我家在甘肃，他提议我俩扒火车回家吧，看谁大冬天的能回到家，到家就互相发个电报。我开始觉得挺好，挺冒险的一件事情。后来又担心在火车上给冻死了。就没扒火车。后来，他骑自行车到离海口170多公里的地方找他女朋友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去海口最繁华的岛看了一下，冷冷清清都没有人。我觉得在国家管理经济上的大幅度起伏，对下面最基层的人的影响非常大。

　　记者: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你的事业基本上就非常顺利了。

　　潘石屹:那之后因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碰到一个波动，也能够扛得过去了。当然，这之后，政府的官员也慢慢了解什么是市场了，管理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没有那种打仗的风格了。原来都是感情用事，说让你死你就必须要死。如果不死的话，他们就像没有消灭一个敌人一样。其实在经济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时代不要再出来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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