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富贵病下帖猛药

　　杭州住在别墅里的人，非富即贵。可大富大贵了的人们想把日子过得更好些，就在违章建筑上动起了脑子。执法部门通知富人接受处罚，就有人说了，你们这个单位怎么这么不懂事？！

　　富人眼里的不懂事，就是你执法部门不知趣，不知道我有钱，不知道你的上头有我的人。

　　为了一己私利，公然侵占社会公共资源，损害他人利益，自私和贪婪极度膨胀，在某些富人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出来。杭州九溪玫瑰园和南都花园两处别墅里一些富人们，凭借着兜里有钱，真把自己当成了庄园主，真把那片土地当成了私人领地，为所欲为，一点一点蚕食着公众的利益，做着普通百姓不敢做、也做不成的事情。

　　“要查你查好了。”这是一个被金钱娇宠惯了的群体。他们压根儿没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用金钱换来了尊荣，还想凭借这席尊荣，得到更多别人花钱也得不到的东西，包括让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红灯也为自己变绿。

　　一边是私利和贪欲，一边是公德和法律，富人们用金钱堆积起来的自尊心，就敢于向公德和法律叫板。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一次次拆了再建，一次次爱理不理。

　　富人之仁，不仅仅在于你是否依法纳了税，不仅仅在于你某天大发慈悲给某个贫困群体捐了多少款，它还体现在牵涉个人私利时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要求，是否自觉承担起与金钱价值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如果个人私欲在与法律、社会责任的PK中占了上风，钱再多的富人，也是很病态，很不懂事。

　　一个健康的公平社会，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越是要对资本有规范和约束。如果法律和规范遇到富人绕道走，娇惯的就不仅仅是富人自己，全社会都要为此付出责任，付出代价。

　　让富贵病好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下帖猛药，让富人道德起来，守法起来。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家杨建华：

　　富人更应该多点担当

　　前两年我就听说过九溪玫瑰园私挖地下室的新闻了。这让人感觉不舒服。这不是大家乐见的事。

　　我的看法是，社会对富人这个群体会有一种看法、判断，现在富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道义，与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相比，有一定距离；与社会对他们的期望相比，有一定距离。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大型问卷调查，其中涉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地位认同与对富人社会角色的期望。所谓社会角色包括“社会责任”、“利益代言”等。其中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大意是：

　　如果把当前的有钱人看成一个群体，那么请对这个群体的社会责任进行打分。

　　1124份问卷中，平均得分5.69，这是什么概念？每道题的中位数为6.0分。这说明我们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有仇富的心态，但也认为他们所作所为并不理想。公众认为你的财富越多，你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应该相应增加。

　　现在一些有钱人，不仅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反而谋取更多不属于自己的资源，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反过来，对他自己所处的富人群体也是一种伤害，间接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富人应该考虑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形象，如何处理好财富与道德意识、社会责任的关系。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

　　为富不仁是对执法能力的考验

　　中国历史上不乏富贵者蔑视法律的现象。红楼梦里就有四大家族，法律遇其也退避三舍。在不少地方，有钱、有财富，就能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利益，这说明我们的法治还不完善。

　　业主和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等之间属于一种契约关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做危害建筑的事，甚至有可能殃及别人，这是很简单的违法的事情。有关人员可以提起诉讼。但我估计现在还没有。

　　这其中存在一个怪圈。中国是一个法律规范不是特别健全的国家，有的富人保护自己的安全，不是依赖法律以内的力量，而是依赖法律以外的力量，比如和当地官势结合。这时政府的中立性就特别重要，不可以和富豪形成利益共同体。而目前中国GDP至上的潮流，官员们又喜欢这些富豪、投资者，遇到富人不尊重法律，很可能忍气吞声，网开一面。GDP主义有可能助长财富与权力的勾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在社会上会造成一种影响：谁的利益大，谁的拳头大。于是后继的新富们又会以此为“榜样”。

　　这是对一个政府执法能力的考验。放纵这样的情况，就谈不上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包括政府不可以做违法的事情，也包括政府得把必须做的事情做好。(记者 俞熙娜 柏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