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科院发布了《北京蓝皮书》的四个报告，我没看全文，网上摘登了一些涉及房地产的内容，颇让人怀疑北京社科院的研究能力、方法与水平，也不能不让人怀疑报告出笼的用心是为了北京市的城建与发展，还是为了创造社会矛盾，更有损于“专家”的称号。

　　一是,认为“在买房问题上不存在刚性需求”。北京市社科院的观点是“人类的需求可以是无限的，但是除了人要吃饭的需求是刚性的以外，住房需求相对而言是弹性的。买不起大房子可以买小房子，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住宅消费能力与房价找不到交汇点时，只能是有价无市”。没有住房的刚性需求国家又何须建设保障性住房，至少不能住在街上。

　　二是，用北京市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来计算房价的可支付能力。难道我们的社科院研究人员不知道国际上用的是家庭收入中位数吗?岂不知家庭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别。每个职工还有24%的住房公积金等未计入可支配收入部分，两个职工的家庭就要增加48%的住房公积金，5672元的月可支配收入就变成了8000多元了，至少住房公积金是可以用于还房贷的。加上住房公积金按社科院《北京蓝皮书》的算法岂不是人人都可以买得起住房了。

　　三是，用每户100平方米面积计算房价收入比。难道我们的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至今都不知道国际惯例是用住房面积中位数做计算依据吗?而中国的住房面积中位数2007年只有68平方米/户。100平方米/户的住房面积已是中位数的1.3倍了。否则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出台90平方米以下面积的住房要占70%的规定呢?

　　四是，用一手房市场的房价平均值来做对比。难道我们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至今都不知道国际惯例上用的是所有可交易的住房的价格中位数作为计算依据吗?而中国巨大的二手房市场交易的价格又到哪里去了呢?经济适用住房与两限房的价格呦在哪里，这些住房二次交易的价格在哪里?难道二手房不是住房?

　　中国号称“专家”们的研究机构几乎都在不求甚解犯同样的错误，并借国家、政府研究机构的名头传播自己的错误，误导媒体与民众，再借媒体的传播扩大这种错误的影响，以至于让政府官员、决策机构都因为这些无知无耻的所谓“专家”们的错误而制定出更加错误的政策，并行政性的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

　　前有国家发改委的王小广先生，用这种错误的计算方式发布房价收入比的荒谬报告，并在新华网传播。中有中国社科院的易宪容先生用同样的错误误国误民。今又有北京社科院还在重复着前者们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市场经济并误导社会与民众，真可谓是挂着专家的羊头，而屡教不改的卖狗肉。

　　从网上查到房价收入比的计算要求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已发布的REICO报告不但说明了计算的方式、出处，也用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多年发布过相关的结果。大约由于这个结果不能令那些别有用心、又想个人出名的专家们满意，因此每个研究机构都想出人头地的单独“创新”，做一个与众不同的计算，以显示自己的高明。但经济学中，特别是国际已有标准和管理的计算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创新的，要创新就另用一套体系而不要拿国际惯例来吓唬人，更不要自以为是的把自己的创新当成国际惯例。

　　住房是有刚性基本需求的，就像吃饭一样。吃饭的刚性需求是要吃饱肚子。差别在于食品的质量好坏，有的有鱼有肉、有的有燕窝海参、有的是吃糠咽菜。收入差别让吃的刚性需求产生了重大差别，不是吃糠者不想吃鱼吃肉，而是经济条件的限制让这种刚性的需求无法变成合理的消费，市场也并非能为了让只能吃糠的民众能吃上鱼和肉而降价让鱼和肉找到一个合理的消费交汇点。

　　住房的刚性需求也与吃饭同样，有的居住条件好，有的居住条件差。这种刚性需求是否通过购买商品房的方式解决则要看经济的条件与购买的支付能力了。没有消费能力家庭的刚性需求则要靠政府的保障来解决。如果子孙三代还居住于一室或两室一户时，自然有增加房子的需求，但刚到什么程度才能变成实际的购买行为是弹性的。这与房屋的价格相关，这不是需求的弹性，而是价格的弹性。刚性是指居民要不要改善居住条件，价格弹性是指是否有能力消费!

　　为什么会有人将未婚女子的结婚条件称为是刚性需求，正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让大多数小家庭要求独立生活，减少父母的约束和社会交往的自由。为什么要用城市家庭分裂速度计算需求，正因为这种刚性需求的存在。不管是大房子小房子，至少应让每个城市家庭住一套成套住房，不管这个房子的产权归谁，也不能让他们睡在大街上，所以才有了成套率的衡量标准。目前我国城镇的成套率水平仅为1：0.8以下，而台湾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后最后一个到达城镇住房成套率水平1：1的地区，那也是在30年之前的事了。

　　国际上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居住条件的最低标准。如60年代日本将最低住房困难数定为少于人均25平方米;而匈牙利则将人均25平方米为高限，高于此住房面积的要加税;美国套均面积为165平方米，许多国家将困难标准定为人均少于1.9间房。无疑最低住房标准就成为了刚性需求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