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五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与会代表入场时,媒体记者抓到广州市长张广宁,争先恐后采访广州房价问题。 中新社发 廖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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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与会代表入场时,媒体记者抓到广州市长张广宁,争先恐后采访广州房价问题。 中新社发 廖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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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接受羊城晚报专访坦承:曾遭受不少误解甚至责骂,但问心无愧,一直没有后悔。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一句“中低收入者不要急于买房”,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接下来“单位符合规定可自建房”的言论,更被有些人喻为 “开历史倒车”……
回顾一年多来这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接受羊城晚报专访坦承:期间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遭受了不少的误解,甚至责骂。“但从始至终,我一直没有后悔。因为我问心无愧,我是对百姓负责。”
当官不能老挑“客气话”说
越是敏感的,就说明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羊城晚报: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您对房价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广宁: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老百姓关心此事,我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实话实说,并讲了政府对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我心里非常清楚,当时来说,住房问题是很敏感的问题,其实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把问题带过去,不吭声。后来有很多人对我说,市长,你说那个干什么呢?然而,越是敏感,就说明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
羊城晚报:您当时是怎样回答的?
张广宁:当时我记得,有些记者就问我,市长,您觉得广州的房价是不是高了?我没回避这个问题,我首先承认是高了。本来前几年广州房价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健康的,是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在2006年之后,尤其2006年下半年,广州的房价跟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涨幅非常大。当时,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说了房价的事情,大概意思就是说要平抑好房价,要有合理的价格。当时我想,既然老百姓关心,中央政府关心,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我们有责任进行回应。如果当官个个都挑好的说,都挑“客客气气的”说一番,回避敏感问题、焦点问题,我觉得这不是责任政府的表现。
谈房价是责任政府高度自觉的表现
“我有责任通过媒体告诉公众政府的态度”
羊城晚报:后来还有记者问您,房价高了要怎么办呢?
张广宁:对,这明显是问政府的态度。我是一个城市的市长,我觉得我有责任通过媒体告诉公众,我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当时我说,政府要想方设法平抑房价,通过增加土地供应量,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使它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其实,在全国两会之前,广州市就已经研究了这个方案了。
当时,我还说到,如果中低收入的市民,你觉得房价高了,我就劝你不要急于买房,政府会为你建设保障型住房。当时房价高,大家心情很烦躁,也很关心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责任政府,应该对百姓负责,应该把这些告诉市民。但后来,有些媒体误解了我的意思,变成“广州市市长劝市民不要买房”。又把我的话放大了,引起了很多误会。
羊城晚报:记得您当时还比较全面论述了房价可能会降的因素。
张广宁:我当时还说,过一段时期,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型户型,会降到合理的价格。当时,我也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们当时按照中央有关部门的布置,已经开始加大中小户型的建设。而且,我们还规范房地产市场,要求楼盘要有70%的中小户型。我估计,到一定时候,中小户型多了,价格肯定会降的。我回头想想,当时我无非就是这几个观点。
此外,我还说,如果企业、单位你有符合规定的历史用地,单位也有低收入住房困难的人员,那你单位愿意建,我为什么不支持你呢?你不建,等于我也要拿出稀缺的土地资源来建给你。其实放开单位自建房是有多种积极性的,符合国家的政策。但后来就有人攻击我——开“历史倒车”。其实,我认为我这些观点和措施,都是对市民负责任的,而且是责任政府高度自觉的表现。
“我们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
他们通过某些途径给我施压,个别媒体的误读也给我带来压力
羊城晚报:当时的住房问题,令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是来自哪方面?
张广宁:实话实说,当时我的压力挺大的,但是我认为,我还是保持了比较冷静的态度。我回
想一下,主要有几方面。首先我觉得就是认识和看法不一致带来的压力。一开始,很多老百姓还是比较同意我的观点,关键是有些领导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认识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房价是市场规律,房价高就高,低就低,你市长根本不应管。
第二是做法、标准没统一。比如说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包括后来的“双限房”,做法上是没有统一的,只有一个大的原则,具体怎么来操作呢?对象又怎么样呢?这些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做法。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这个时候,老百姓又很想我们有所作为,政府应该怎样做、如何把口头承诺落实好、做得让老百姓满意?这也是我们的压力。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创造了一套具有广州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
第三点,我觉得是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是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了,但这些利益集团不会正面说什么,他们会通过某种途径,借用他们的一些力量,他们的一些关系来给我施加压力。另外,个别媒体的误读也给我带来了压力,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把我的话放大了,明明我是说“中低收入者不要买房”,但却变成“市长叫市民不要买房”,这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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