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会上指出，普通市民可以通过租赁房屋来解决暂时的住房问题。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本市(天津市)房屋租赁市场目前仍以解决外来人口暂时居住问题为主要方向。部分购房困难的本市居民如果想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实际操作上面临着很多问题。

　　天津人为何“重买轻租”

　　8月30日，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回答香港《大公报》记者提问时指出，普通市民可以通过租赁房屋来解决暂时的住房问题。

　　齐骥表示：“现在大家一提住房，就说我买不起房，没人说我租不起房。关注住房问题的同志们都知道，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靠自己拥有产权这一种方式。”齐骥说，普通市民通过租赁房屋来解决暂时的住房问题，应该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租房生活被视为“居无定所”，大部分市民表示不愿接受。

　　市民吴先生说：“我也知道让父母拿出一生积蓄替我买婚房很不合适，但如果我租房结婚，不仅岳父岳母不会答应，父母脸上也不好看，亲戚朋友还会笑我没本事。”

　　如果说准新人为了面子不得不买房，那些已婚的“无房族”是否可以接受租房呢？“一想到孩子，租房就显得特别不现实了。现在小孩上学都划片儿，没听说租一间学区房也能让孩子就近划片儿入学吧？”冯女士从子女入学的角度否定了租房的可能。

　　除了面子、户籍两方面的考虑，市民的租房决策也受到了传统财富观的冲击。“租的房子永远不是自己的，买房子就不一样，50年也好，70年也好，名字是自己的，住着踏实。”60岁的刘先生这样告诉记者。采访中，大部分市民表示，买房将是他们人生中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项投资。

　　房主挑房客拒租三种人

　　一方面天津人一时难以改变“重买轻租”的思想，另一方面，本市房屋租赁市场“尽量不租给拆迁户，原则上不租给本地人，坚决不租给60岁以上老年人”的“潜规则”，也将众多“无房族”拒之门外。

　　为什么偏偏对这三种人“拒租”呢？在王顶堤居住区做房东的邵大姐向记者道破了“天机”：“租房子一般都租给学生和外地打工人员，因为这些人对房屋要求不高，有简单家具、家电就可以。简单家具、家电很容易搞，就是拿一些自己家不用的旧东西，家里没有就去二手市场买一些，花不了几个钱，但可以打着‘生活设施齐备’的旗号，相对提高租金。拆迁户就不同了，他们大多是本地居民，一旦搬家就要带着大量家具。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提供任何生活用品，只要空房即可，如此一来就会损失不少租金。另外，拆迁户一般都要租住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期间，我们要想依据市场变化提升房租，通常会很麻烦。如果租住期间发生矛盾想让房客离开，由于拆迁户家具特别多，找新房、搬家等等都是麻烦事儿。”邵大姐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拆迁户租到的房子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关系找到的，直接通过中介机构找到空房的几率很小。

　　对于拒绝本地房客，邵大姐解释道：“租房的本地房客跟拆迁户不同，他们通常是一些下岗人员、无业人员，可能长期不买房子。一方面，这些人同样存在带着家具入住的问题，搬进搬出不方便；另一方面，一旦他们经济上发生状况交不上房租，因为是本市人，也不好将他们硬赶出去。还有少数本地房客甚至‘反客为主’，对租住的房屋私拆乱改，令房东十分头疼。出于以上几点原因，本地房客我们原则上不租，租的话也都约好时间，一次签约不会超过半年。”

　　“之所以不租60岁以上老年人，特别是单独居住的老年人，是因为老年人健康难以保障，一旦在出租屋里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弄不好要担责任。”邵大姐告诉记者，对于这一条，大部分房东都已经达成共识。

　　专家观点

　　需要政府进行相关配套改革

　　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房地产与住宅研究会法学委员会委员刘玉录教授认为，通过租赁房屋来解决暂时的住房问题是解决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一条必要通道，但是想开通这条通道，不仅房东和房客要转变思想，更需要政府为此进行相关配套改革。

　　刘教授认为，上述提到的房屋租赁市场“潜规则”，根源在于房屋租赁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市场可供出租房源少，市民租赁需求大，因此才会出现房主挑房客的现象。

　　“我们目前的市民收入水平也与房租水平相差甚远。在国外，一个家庭供楼、租房的月支出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总额的30%，一般都在25%左右。按照这个比例，一个月收入2000元的家庭，月租金应该在500元左右。但我们看看，500元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比如河西区南楼附近的偏单，一般出租价格都在1500元至2000元，如果想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就需要月收入6000元至8000元。很显然，我们的工资收入水平相对于房租水平是落后了。”

　　“此外，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租房居住会影响孩子的上学问题。所以说，解决租房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需要政府一系列相关配套改革。”刘教授认为，建设部对于“租房”的提法相当好，但如何跟进，需要在政策上进行更多调整。

　　刘教授介绍，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学习。“比如一些国家将‘住宅反歧视政策’写进法律，只要是18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人，房东就不能拒绝租房。如果我们也有相关法律，上面提到三种人不出租的‘潜规则’就违法了。另外，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定，凡是将私有住宅出租给低收入者的，政府将提供贴息补助、减免部分税收等优惠。由于有了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有房者愿意将房租出去，从而帮助政府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