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蚁族”一词被创造并流传开来之后，这一城市特殊人群的生活、工作状况，就成为社会舆论热切关注的话题。京郊最大的“蚁族”聚居地海淀区唐家岭村，更成为各家媒体纷纷到访的热闹所在。这个“原住”居民不过3000，却集聚了不下5万名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的村庄，已经成为一个浓缩的样本，集中呈现着“蚁族”们困窘的现实和不屈的希望。

　　正在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唐家岭的现状和居住其间的“蚁族”们的境遇，予以热切的关注，并建议为这些外地留京大学毕业生配建公租房。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透露称，为代表、委员所关心的事项，已经纳入今年的城乡接合部规划改造总体布局，唐家岭村则将成为第一个试点。

　　对于“蚁族”们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好消息。按照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的规划，在改造后的唐家岭村，将集中建设大学生廉租公寓，并主要面向目前聚集在唐家岭的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建成后的廉租公寓，其产权和收益归农民和村集体所有，政府则会居中建立限价机制，保证农民和租房大学生的双重利益。如果这一规划能够实现，有幸入住廉租公寓的留京大学生，虽然仍旧难改“蚁族”的劳碌和奔波，但至少能够享有相对安全、干净、舒适的住处，显然有利于他们安心留在北京奋斗打拼。

　　如果将目光放远，北京市政府的这一试点，其意义并不限于为“蚁族”改善居住条件。北京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唐家岭试点与目前各地正在推进的廉租房制度的最大不同，在于建成后的廉租公寓，其产权和收益均不归政府所有，而是归拆迁农民和村集体所有。而实现这一产权、收益的具体安排，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或则将统一建设的廉租公寓分配到户，由被拆迁农户自主出租经营，或则统一建设、统一经营，被拆迁农户则以股东身份参与分红。而不管哪种方式，由廉租公寓出租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都可以由土地所有人，即原唐家岭村的村民共享。

　　这一做法的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改变政府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然后高价倒卖的“土地财政”弊端，使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二则可以改变廉租房单靠政府一家提供的单一渠道，广开房源，缓解廉租房供不应求的矛盾；其三，目前的“蚁族”仍然是一个含义相对狭窄的词汇，特指毕业后留城就业打拼的大学生，但在城市打拼奋斗、急需住房的外来打工者，显然并不仅限于大学毕业生。这些广义的“蚁族”，同样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难题，也应该纳入城市未来的规划之中。如果唐家岭试点能够获得成功，则完全有理由也有可能，惠及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帮助他们在城市里落地生根。

　　可以设想，由于是第一个谨慎的试点，未来的唐家岭廉租公寓，一定会对租住者的身份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甄别。但在这一试点逐步推广普及之后，对租住者的身份限制必然面临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双重挑战。“外地留京大学毕业生公租房”几乎必然地逐步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外地来京人员公租房”。在合理开发、有序管理的前提下，这样的转变既可满足更多外来务工者落地生根的需求，又可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资源。只要不把对“人才”的定义，狭隘局限于大学毕业生、白领，在城乡接合地区出现更多“外地来京人员公租房”，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双赢”。

　　而这一试点的敏感之处在于，它已经触及现行土地政策的边缘。农村宅基地如何“入市”——进入“城市”和“市场”，一直是农民和市民都普遍关心的问题。各地遍地开花的“小产权房”，却迟迟不能获得合法地位，可见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慎之又慎。而唐家岭模式得到政策默许的前提，在于严格遵从政府限价和特定租户，使其处于一只脚踏进城市和市场的“准入市”状态。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唐家岭模式能够在不违反现有土地政策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利用城乡接合部的农村土地，满足更多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途径，或许反而是这一试点的更大成功。(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