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城中旧村改建的经验得到建设部和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许多前来参观的城市管理者评价说：珠海破解了一道世界性难题。据报道，珠海进行大规模、高档次的“城中旧村“改造，市场运作是一个关键因素。政府不投入资金，而是定原则、定规划、给政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旧村改建。“没有行政命令与长官意志，珠海城中村改造始终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动向前。”(《珠海特区报》9月29日报道)

　　在西方社会，我们经常看到“贫民窟”(slum )的字眼。联合国给slum的定义是：“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毫无疑问，我国的城中村是一种低标准、高密度聚居区，城中村的大多数居住者又是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流动人口，各色人等混杂，治安问题和环境问题非常突出，具有脏乱差的典型特征。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城市被城中村和边缘杂乱的建筑所包围。这些地方污水横流，是中国的贫民窟”。

　　城中村改造的“珠海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经济与产业导向：从促进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角度权衡城中村改造。这种模式一直是兄弟省市学习的榜样，但是并不意味其十分完美。在珠海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仍然相对弱势，迟迟拿不到房屋补偿款、房屋质量有瑕疵，甚至遭遇强制拆迁。除此之外，许多带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迹如吴家大祠堂、鲍氏祠堂等也被毁。

　　在我看来，珠海模式虽然标榜市场导向，但其背后，仍是强大的行政权力。更重要是，采取“拆除重建”手法，固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城市景观，但也造成了无秩序的城市空间扩张，浪费了宝贵的城市土地资源。珠海模式的后果，是大量低收入人群被驱逐出城市中心，在市区周边和郊区等更大范围上造起了新的城中村。这种城中村改造虽然制造出了伟大的建设奇迹，但也损害了居民在城市中心地段生活的权利。

　　城中村改造的主体不是政府，更不是开发商，而是村民。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城中村的改造应以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政府支持下的村民自改为主，拒绝地产商过度参与以避免商业操作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发达国家在治理贫民窟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英国为例，首先，颁布了改善住房和卫生状况的地方法规，规定了建筑居民院落的最低宽度、两排房屋的最小间距等等。其次，政府或引导，或直接参与廉价住房建设，进而达到减少贫民窟的目的。第三，鼓励社会团体投入贫民窟的改造。19世纪50年代以后，伦敦就出现了一些旨在改善住房的团体，如“首都改善勤劳阶级住房协会”、“改善工业住房公司”等。城中村的改造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说到底，市场运作只是一种手段，而终极的价值，则是以人为本。（彭兴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