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相当多的人口在农村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城乡两栖居住，将浪费和占用大量土地。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中定居下来，实际形成了相当多人口的城乡两栖居住，这部分人在城市中居住虽然面积较小，但还是要有许多住宅，占用许多土地；如果这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再在城镇购买住宅，则占用的土地会更多。如果进城农民不能永久转移到城市，在城乡两地居住的两栖率越高，如果农村人口代际萎缩(上一代或者两代人在农村中居住的时间较长)速度很慢，甚至因回乡农民过多而不萎缩，如果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奔小康达100平方米，如果城镇居民拥有多套住宅，并相当多的城乡人口居住在别墅中，那么，中国18亿耕地可能还要用掉6亿到8亿亩！其次，人口在城乡之间剧烈为生计而流动，增大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有固定住所的城市人口，虽然因商务、休假、旅游等流动，但是，这样的流动对社会的稳定影响很小，是一种良性的人口流动。拉美和南亚的贫民窟虽然不如东亚的永久居住，但是，与中国目前工棚式居住和城乡之间人口剧烈流动相比，一是家庭团聚，减少了人口在城乡和地域之间因生计和探亲形成的剧烈流动；二是家庭团聚与单身在外相比参与聚众向社会发泄的顾虑较多，降低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最危险的是，农民进城后，没有固定的住所，人口因探亲和生计而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大规模和剧烈流动，单身在城市中又无所顾及，这样的社会是最危险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流动的途中，加上社会的发展、收入、财富等差距，可能因一小事就会引发和酿成局部、区域甚至全社会性的聚众动荡。

　　再次，农村老龄化的程度将快于城市。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看，进入城镇和城市的主要是年轻人；而如果不能在城镇和城市中永久转移，回农村的主要是农民工中的老年人。使得农村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据测算，2015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为27%，即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到2020年农村老龄化程度为35%，2030年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高达69%！

　　第四，城市中将形成10%-20%的依靠房租吃利的人群和80%-90%的无房租别人房居住并将收入的1／3交给房东的劳动人群，即有产和无产两个阶级。由于小产权房是非法的，也不允许贫民窟存在，而城镇和城市中的房价太高，转移进入城镇和城市的人口大部分只有租住城镇和城市居民的住房，他们辛勤劳动，相当多的收入要支付房租，形成工作或者做小生意，但相当多收入要支付房租的阶层，如果房地产制度不改革，这部分人的规模将达数亿之多；而城镇和城市居民，由于不收取房产税，对于多套住房也不课以重税，其中一部分城镇居民因原来单位的福利性住房改革、独生子女政策继承双方或者多方房产、高收入人购置多套房留给子女、房屋拆迁补偿以中心少换边远多等等因素，租房成为其重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如果不进行改革，这部分人的数量可能占城镇人口的10%-20%。于是，社会形成利用住房食利的和被房东所索租索利的两个阶级。

　　四、土地利用战略、体制和政策急需调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道路需要调整的关键是降低进城劳动力和人口的居住成本门槛，使其能迁入城市，从而降低城乡两栖居住率，减少因两栖居住而形成的人口在城乡之间的为生计性剧烈流动，从而走东亚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入式的良性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