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该楼外的一个租房标牌上记录的电话号码,记者联系上该楼的房东,他表示楼内“胶囊公寓”所在的3个房间是3个月前由黄日新以每月650元的价格租下来,并经过改造后成了胶囊公寓。“现在那几间房使用权已经属于黄老,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情,只要不损坏房屋结构,我就没有权利干涉。”房东表示,从来没有租客打他的电话询问“胶囊公寓”的事情。
毕业生:那房子让人特憋屈
庄宁来自辽宁沈阳,2009年自河南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但因为刚刚工作没有经验,她所在的单位仅仅支付给她2000元的基本工资。“除去了租房款之后,我的工资常常不够用。”但她对“胶囊公寓”并没有好感。
“我觉得那不是给人住的。我来北京,宁可住多人间的学生公寓,也不愿意住那样的屋子。没有窗户的房间让人感到特别窒息,那么小的地方,进屋一脱鞋就直接到床上。如果只是暂时住几天还可以,要长期住对身心都不好。”庄宁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本来北漂一族对生活的心态就很重要,如果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心里肯定憋屈死了。”
在私密性的问题上,庄宁认为“胶囊公寓”有一点优势,“但人不能光靠一个空间的私密去保护自己的隐私啊。人是要群居的,平时都要和人进行交往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住这样的房子来保证私密性。”她认为一间屋两个人居住也是比较好的状态。“两个人可以作个伴,不至于孤单,而且也不拥挤。”
而在政府如何安置刚毕业大学生的居住问题上,庄宁希望“最好能提供统一价位的出租房,我最怕受骗了。还有水电费网费最好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分户来用。”她认为,比较合适的房屋应当是10平方米左右,两个人居住,这与狭小的 “胶囊公寓”相比,至少在空间上还是要宽敞很多。
“刚毕业的学生,如果一个人住在“胶囊公寓”里,每天没有机会和人交流,信息闭塞,思维模式单一,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容易出现偏差。而如果租床位的话,虽然在休息上有些劣势,但学生一般都是从宿舍过来的,短期内应该可以适应的。”
而在某网站做编辑的潘幸之告诉记者,她觉得“胶囊公寓”的创意很好,如果价钱合适,她愿意去住。她目前已经工作了4年,成为所在网络公司的资深员工。
评论员:对高房价的反讽
针对“胶囊公寓”现象,《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的刘仰。刘仰告诉记者,同样的东西在日本很早就有了,只是名字不叫“胶囊公寓”而已,这都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社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产物。他表示,除了胶囊公寓以外,在深圳还出现了“集装箱房屋”、“大树屋”等,这都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畸高所造成的。“在北京,现在100万元根本买不到一套像样的住房,但这100万元有多少人一辈子也挣不到。”
人民日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员告诉记者,在目前房价不断被推高至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背景下,黄日新推出“胶囊公寓”,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而是对高房价的一种反讽。
黄日新介绍,目前的“胶囊公寓”所在的六郎庄村虽然距离中关村近在咫尺,但还是农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这个公寓‘农转非’,由政府和大型的企业在城市里建造,提供给刚毕业的大学生,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住房困难。”
“我今年已经78岁了,退休工资有3000元,老伴的退休工资有2000多元,我和老板商量,我们的钱吃也吃不了那么多,穿也穿不完,我们就拿上每月2000元做公益事业,希望‘胶囊公寓’能被政府和社会重视,解决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住房问题。”黄日新说,他希望有意愿的大型企业和公益机构能够与他联系,他可以转让专利,做一件造福社会的好事情。(记者 黎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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