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愈发达,中产家庭幸福指数愈低——“伪幸福”命题的提出,反映出当下弥漫于相当人群中的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焦虑情绪。要改变“伪幸福”,除了政府最大限度地改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更需要我们从“未富先奢”的消费主义冲动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减压和救助。
一部题为《老大的幸福》的电视连续剧刚在央视播完,引来好评如潮。
该剧情节并不复杂。傅老大含辛茹苦把四个弟妹从小带大,如今弟妹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决定把老大从外省接到北京,也让兄长幸福一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型有趣有情有味的故事。范伟扮演的傅老大动作、表情虽略显夸张,却因此平添了许多喜剧色彩,也使傅老大淡定从容的幸福追求更加暖人心扉。
人们对一部探讨幸福要义的电视剧的热议,往往折射了对现实生活幸福愿景的憧憬,或者是对自身生活欠幸福的一种表达。当人们沉浸在足够的幸福之中时,自毋需清议幸福二字;而当幸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词,却一定是幸福打了折扣。
“伪幸福”命题的提出,反映了对生存状态的焦虑
凑巧的是,就在《老大的幸福》播出当口,近日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在沪上正式发布。
该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按常理,经济社会愈发达,生活改善愈显著,幸福指数应该愈高,可这项覆盖全国10个省区市35个城市,涉及10万人的大型调查,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而“伪幸福”命题的提出,更反映了当下弥漫于相当人群中的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焦虑情绪。
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幸福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于首位因素的,是由高昂房价造成的沉重家庭经济负担,这倒非常契合“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家庭”的流行语。收入看似不低,可扣除每月无情的高额还贷,日子过得一点不轻松。正如一位当地的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的那样:“年赚20万元又如何?在别人眼里,你有这么高的收入,就应该房子、车子都好一点,但是算一算,其实根本不够花,却依然要表面风光,这样做人好累!现在外人形容我的幸福生活,都是假象。”外表体面光鲜,骨子里缺少安全感,这种疑似幸福难免有点“伪”色彩。
挤压人们幸福感的,还有工作压力大、岗位竞争激烈、交通拥挤、生态环境非宜居、子女教育成本高等因素。本来,幸福源自内心的平静,可世事喧嚣、瞬息万变,凡此种种既非个人可控,也就难以按部就班地规划人生和未来。当生活前景日益受困于不确定的预期时,不安的心绪时时袭扰而来,此时此刻,要说真幸福谈何容易。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评价,或许更在于探寻生命意义
这种“伪幸福”现象,与《老大的幸福》中描述的场景颇为相似。傅家四弟妹自以为可以安排傅老大的幸福生活,殊不知自己的幸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地产富豪老二貌似财大气粗,到头来却因资金链断裂弄得死去活来;老三生性心平气和,却因官场升迁受阻难以摆脱家庭情感危机;公寓房住得好好的老四,竟为买大别墅拼命加班而不惜阻止太太生育孩子;一心想嫁富翁的老五,心计用尽反处处碰壁自讨没趣。具有讽喻意味的是,凡此幸福表象下潜伏的种种窘境,竟被京城人眼里并不幸福的傅老大一一化解。
其实,傅老大并无解危济困的独门绝招,他有的只是平凡人生的平和心态。他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不求有权有势,只求安居乐业;不求锦衣玉食,只求粗茶淡饭。在他看来,追寻幸福的路上,得到了是因为没苛求,所以失去了也不必太在乎。九九归一:得到是福,舍得是福,知足最幸福。令人欣慰的是,备受“伪幸福”折磨的弟妹们,在历经物欲和情感的起落不定后,终于对曾经错过的真幸福有了新的感悟。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评价,对它的理解总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涉及许多复杂的分析层面。很难说,傅老大对“伪幸福”的精神救赎,能得到现实生活中所有中产人士的认同。不过,即便如此,傅老大的幸福观在探寻生命意义的路途上,依然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期待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文明
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学术畅销名著《欧洲梦》。这位享誉国际的社会批评家认为,尽管视财富为个人成功通行证的“美国梦”曾是世界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因过度沉迷个人物欲而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乃至生命再无任何崇高目的可言。“欧洲梦”则更强调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安定和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可持续的普遍幸福感。“活着为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生活”?里夫金如此叩问,并期待“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无限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在未来中国出现。
耐人寻味的是,里夫金向往的“欧洲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这恐怕也是我们在看《老大的幸福》时,自然而然联想到《欧洲梦》的缘由,进而希望尽可能地消除当下普遍存在的身心背离的“伪幸福”状况。
“伪幸福”现象影响人们真实的生活质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状态的软指标,我们不能不对幸福指数予以高度关注。而除了政府最大限度地改善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改变“伪幸福”,或许更多地应诉诸我们自己,从“未富先奢”的消费主义冲动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减压和救助。(潘益大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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