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须警惕三个“误区”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日前在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纸业发展大会上应邀演讲表示：“中国经济要真正实现复苏，需要新的载体。而中小企业、非公经济、民营企业就是这样的载体。”“中小企业在就业方面所体现的价值，是大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王忠明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谈到他近期的一些思考。他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造成了冲击，但它也是一次经济学原理的大普及。这场危机应该使中国人聪明起来，面向国际竞争的战略思维能够更加开阔、更加深邃。

　　王忠明说，危机暴露出了我国经济结构中的诸多问题，有些是长期积累而一直没有得以解决的。现在随着经济企稳向好，舆论普遍认为已从衰退走向复苏，但是，究竟要“复苏”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需要冷静思考的。王忠明特别强调了三个“不能”。

　　王忠明说，首先不能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来“保增长”。他认为，增长的拉动作用虽然重要，但过快或过慢的增长都不利于经济的总体发展，增长过快会带来资源紧张、通胀风险、环保失当等问题，增长过慢则至少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增长对就业供给的正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贡献率有所不同。不能充分就业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增长。

　　二是不能以忽视“中长期”为代价来“应对危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初期，率先由大企业来承担恢复信心的重任是妥当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在提振信心的目的实现后熏应当致力于“复苏”一种产业结构均衡化的经济，不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经济。这应当符合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利益，不容忽视。我们应当尽快从应对当前转向关注中长期，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三是不能以放弃战略机遇为代价来追求浅层次的“复苏”。关键是要培育出新的国家竞争力，如果在这方面不能给予足够的资源配置，那么，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我们就依然不能占据优势。美国在新能源、新材料、低碳经济、云计算这样的战略制高点，很可能又捷足先登，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浅表层面上的复苏，便会失去一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至多还是跟进模式而已。我们已经为应对危机支付了巨大成本，4万亿元就是成本，大批企业出口受阻就是成本，相当数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等等都是成本。既然付出了“学费”，就该有所长进。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使自己更加“聪明”起来的关键时期了。

　　为此，王忠明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在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的同时，对国有资本的运营方向应进一步明确“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房地产、商贸、旅游等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竞争性领域实行“限入”或“禁入”的退出安排，坚决杜绝弥足珍贵的国有资本争抢“地王”等不利于市场秩序稳定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现象发生；第二，基于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在提振信心方面的直接目的已经实现，下一步应与中长期目标更有机衔接，因此，不一定非要硬性规定在两年内全部投入完成，可适当放缓实施节奏、拉长投资周期，有的项目也不一定急于上马，以更好地规避新的不良资产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王忠明说，最近，国务院又出台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29条措施，是个很有内涵的利好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危机对改革与发展具有倒逼价值。“民营企业要珍惜机会，勇于负重拼搏，善于在宏观经济出现不同变局的背景下有所作为，力求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王忠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