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前的20多年中，中国没有房地产市场，没有房地产业，只有建筑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国家是高积累、低消费，民众是先生产、再生活。那时，我国的住房制度被概括为“国家统包住房投资建设，以实物形式向职工分配并近乎无偿使用的福利性住房制度”。即由国家或单位集中建房，再分配给职工使用，产权公有，个人缴纳较低租金。

　　由于福利分房制度，使得住房建设投资“有去无回”，住房建设以及维修和管理成了国家的沉重包袱，职工对住房也形成“等、靠、要”的观念，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城市居民住房形势越来越严峻。

　　“那时候人多房少，房子是按照工龄、职称和贡献多少来分配的。”提起福利分房，年过七旬的范连庆老人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分配到单位时，都是三四个人一间宿舍；工作五六年后，也还是和几个人挤在只有几平方米的房间里。”许多和范连庆有着相同记忆的人，对当时居住条件最深的体验莫过于拥挤。

　　“当时人们是千方百计的利用空间，在本已狭小的空间里东挪西移，走廊里堆满了杂七杂地八的东西。”范连庆老人感触地说道，“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住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结婚高峰，让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开始突出。然而，面对全国869万城镇缺房户，“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使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承担。

　　关系民生的房子问题，成为当时决策层不得不思考和解决的棘手问题。

　　1978年9月，邓小平提出：解决住宅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比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此时，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3个月时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针对住房问题，邓小平再一次说，“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

　　邓小平的讲话打破了传统的住房公有制、福利制观点，描绘出了住房新制度的基本蓝图。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正式提出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准许私人建房、买房、拥有自己的住宅，不仅新建住宅可以出售，现有住宅也可以出售。

　　“但问题是，大家手上都没有什么钱，没有能力买房。住公家的房子，不仅房租便宜，而且维修费用也不用自己支付，为什么还要买房子呢。”范连庆老人的顾虑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1988年1月，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我国房改的整体构想，勾勒了我国政府新的城镇住房政策的轮廓，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之后，公房出售、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国家安居工程等房改重要内容相继开展。

　　随着新住房时代的开始，1989年范连庆老人将单位分给的两间平房，按照工龄扣除房屋折旧，花了万把块钱买了个二室一厅的房子，住进了单元楼。范连庆老人回忆道，还记得当时全家人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

　　转眼到了1994年，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成为中国商品房时代来临的前奏。1998年7月，国务院以《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为标志，中国房改开始了从福利到货币的实质性一步。

　　而这一年恰逢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楼市一片黯淡。中国虽然没有受到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仍然面临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局面，而住房货币化正好成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也正是从那时起，延续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成为历史，商品房全面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2000年，范连庆老人用多年的积蓄和一双儿女凑的30万元钱，购买了现在居住的这套140平方米的房屋。看着宽敞明亮的客厅，坐在摇椅上的范连庆老人不禁感慨地说道：“几十年前何曾想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啊！足矣，足矣。”平日里，老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洒满余辉的阳台上，逗逗他心爱的鹩哥。

　　在住房制度改革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但给城乡面貌和人居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而且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行业——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两个百分点以上，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累计占GDP的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