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庭审过程中，陶建国一直低着头，双眼微闭，甚至在回答公诉人的提问时，也是如此。他，1967年出生，原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因为涉嫌受贿昨天站在了市一中院的被告席上。

　　行贿陶建国的开发商之一洪某出手很“大方”，前后送了29套房产和69万元给他，故这一案件曾被检察机关称为2008涉案数额最大的行贿案。“陶在业务方面相当精通，又年轻，原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在庭审中，公诉人表达对陶的惋惜。

　　在法庭上，陶建国对检察机关就收受财物的指控均予以承认，但对行为性质表示异议，认为不是受贿，而是自己“经商”、提供专业咨询的“正当”所得，自己对项目的审批全部是依法进行的。据悉，此案将连续审理两天。审理后，合议庭会择日宣判。陈轶珺

　　精通业务，曾被重点培养

　　辩护人席上坐着沪上著名刑事律师翟建。身陷囹圄的陶建国神情憔悴，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学习土木工程的陶建国对业务精通，干活也利索，年纪轻轻单位就有意将他培养成后备干部。1997年组织上将他送往一家房产公司实习，在那里他了解了房产公司“做生活”的整个套路，也是在那里他逐渐对开发房地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9年，年仅32岁的陶建国担任了浦东新区农村发展局城镇建设管理处(村镇规划土地处)处长助理的职位。并在之后的数年间连升3级，坐上了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处长、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处长的位子。

　　本来陶建国的前途应当一片光明。然而，时间到了2008年9月，他的仕途却急转直下。因为收受他人贿赂，在一片惊愕声中，处长突然变成了阶下囚。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陶建国于1999年到2008年期间，利用先后担任原浦东新区农村发展局城镇建设管理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及浦东新区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环境管理处负责人、副处长的职务便利，在负责的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审批等工作中，先后收受多家房产公司贿赂款共106万元人民币，以及价值1379万余元的29套房产。

　　出租房产，每月稳赚租金

　　2000年至2008年，上海房产市场蓬勃发展。在浦东新区有两家房产公司——上海申港房地产有限公司和上海兴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开发了曙光苑、曙光北苑、曙光东苑，以及川沙镇王桥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合庆镇小商品市场等项目。

　　根据起诉书中的指控，陶建国从专业人士及规划部门官员的角度出发，在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中给申港和兴都两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洪某提供了不少帮助。

　　洪某也不忘“投桃报李”，先后给了陶建国69万元以及29套房产。构成了起诉书中他收受贿赂的4节事实中最大的一笔。29套房产中除了一套联体别墅陶建国自住外，还有26套商铺和2套住宅。

　　陶建国乐滋滋地当起了“地主”，将这28套房产悉数出租，每个月收收租金也赚得盆满钵满，以至于这些年房租共收了多少钱，就连陶建国自己也说不清。“我是将房屋的出租托管给洪某管理的，收到的钱我就拿去炒股，剩下的都被我花光了。”

　　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名下竟有那么多房产，肯定令人生疑。陶建国也担心暴露：“我怕违纪，于是将上述房产过户到了母亲的名下，避人耳目。这么多年来，我母亲一直被我蒙在鼓里，不清楚名下有这么多房产。”

　　庭审焦点

　　究竟是受贿还是经营所得

　　嫌犯陶建国说法

　　早在1998年，自己还担任镇长助理的时候，就和某镇的镇长、某村的村书记等人合伙成立了申港公司。“因为我在房地产公司实习过，很懂流程，所以我是大家极力拉拢入伙的对象。因为考虑到公务员开公司传出去不好，其他几名官员都是以自家亲戚的名义入股的。“我在申港公司占了23%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之一，在公司解散时，根据股份的份额，分到了29套房子、49万解散费和10万红利。其余几个人也都有20多套房子。”陶建国这样解释房产的来源并强调，虽然自己并未在申港公司担任过职务，但以参加股东大会的形式参加过经营，并且从事了“确立公司工程项目”、“确立地块和房产销售商”以及公司的成立与解散等工作。

　　之后因为申港公司几个股东间产生了矛盾，陶建国与洪某决定自立门户，兴都公司就此诞生。陶建国为此还抵押了部分房产抵押，为新公司的运作注入过资金。

　　检方说法

　　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陶建国不但收受贿赂，还主动“索贿”。“我在自己开发的小区有一间商铺，陶建国看后觉得很中意，也想要，我起初不大情愿，但又没办法，不能得罪他啊，就给了他5间。我担心他再来问我要，就谎称余下的商铺都卖掉了。”洪某在供词中供出，陶还关照他不要在房产证上写他本人的名字，洪兴遂按照陶的意思将房产全部登记在了陶建国母亲的名下。“拿这些房子，陶建国都没有出钱，为了少交税，我参照川沙的房地产市场行情写了最低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