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岁末，一部因为迎合“房奴情结”而走红的电视连续剧，成功地将中国人买房卖房这种单纯的经济行为，折腾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在这一年，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如房市这般牵动人们的神经，左右人们的悲喜。

　　虽然打着“房奴”标签，但实际上更主要靠“小三＋贪官”吸引眼球的电视剧《蜗居》，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在“求房”的漫漫征途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为了一个“房”字，似乎“小三”也拥有了一定道德上的优势，颇有几分“房价太高，逼良为娼”的无奈。而海萍超出能力的买房背后所隐藏的虚荣以及不理性的消费，则几乎完全被情绪化的喧嚣淹没了。

　　不能忽视的一个命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永远与人的欲望不匹配。这个欲望，说白了就是所谓“理想”，什么样的房才是“理想”的？是市中心的、宽敞明亮，有着好的配套的幼儿园、小学的大居室住房，还是远离市中心，需要辗转、奔波才能到达的容身之所？每个人的“理想”，都并不相同，而只有和自己的收入状况结合在一起，才有实际意义。那么适度地压抑自己的欲望，量入为出，显然是一种理性的消费态度。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房价如同2009年这般大落大起，甚至引诱得人们如同抢白菜一样买房的现象是合理的。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质疑、批评的报道。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实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那么资产价格的增长几乎成为一种必然。这种资产价格既体现在资本市场上，也同样体现在房市上。

　　当然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适度干预房地产市场，但问题是政府的干预是有限度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而如果采取更强硬的行政手段，往往事与愿违。先不说，地方财政与房地产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单从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地位来看，这个问题不只关系到GDP的增长，背后还有成百上千万人的饭碗。

　　因此，政府除了运用经济杠杆，诸如房贷利率等手段，扼制房市泡沫以外，更多的调控手段体现在保障性住房上。那么如何集中有限的财力，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权益，尤为重要。

　　所谓“居者有其屋”，政府的责能，是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上，致力于不让一个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而这与让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两个概念。

　　能让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景，但这一目标，在现阶段并不具有实现的基础。这里不仅有土地等资源稀缺的原因，而且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支持这个宏伟的愿景。

　　即便是世界上财富最多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是这样。曾经风靡全球的美国经典剧目《老友记》里的钱德勒、罗斯在年过30的时候，仍然只能在纽约这座繁华的都市租房而居，甚至是合租。而在日本东京，在市区拥有一套几十平方米的住房，是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想的。

　　理解这一命题，可能更能明确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更能依据自己的经济收入，作出最有效的规划，是买房、还是租房，买什么样的房？同样，明确责任，更可以为政府制定未来保障住房的框架，甚至所谓二次房改，注入理性的思考。

　　事实上，2009年，在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上，政府正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到了廉租房体系上，这显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有关经济适用房的丑闻仍然层出不穷，它所招致的不公平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未曾消减。

　　同样，这种理性思考的精神，也适用于专家、学者乃至媒体。不久前，房地产商任志强向媒体开火，批评媒体对房地产业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全年都在唱衰房市，结果面对“高烧”的房市，听信媒体意见的持币待购者，最终落得本来还能购买一套住房的银子，到年底就只够买一间厕所。抛开他意见“情绪化”的因素，我们的确在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了太多情绪化的声音。

　　事实上这种浮躁的心态，也让一些专家、学者、教授不安于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哗众取宠上。在缺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轻意地凭借主观想象得出各种结论与预言。因为说房价要涨的几乎都会被挞伐。而预言房价下跌的往往能赢得喝彩。即使最后证明，这种预言与实际相去甚远，只是让观望的人群在新一轮上涨中失了先机。

　　甚至一些官员也放出话来，让年轻人在几年后都能买得起房。这么做当然有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善意考虑。但只要稍稍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政府以什么手段、怎么样才能让人买得起房？什么收入的人，拥有什么样的住房？如果是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别说是一个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工作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恐怕也是买不起一套房的。

　　2009年的房市可谓跌宕起伏。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一个年头，过山车式的房价，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头打下了沉甸甸的烙印。我们推出这组年终报道，试图记录这种不平常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一个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理性的定位、清醒的认识，更需要建设性的声音。

　　2010年，我们期待房地产市场有更多建设性的声音。也祝愿更多的人在新的一年能够在“房市”圆梦！（潘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