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1月5日，《福布斯》发布2009年中国富豪榜单上，中国有154位个人和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这个富豪榜上，地产行业富豪占比高达38.5%。

　　38.5%的比例，足以让地产商在“富豪集团”中达到“控股”地位了，社会财富如此高度密集地聚拢于地产业，再说房地产没有暴利，连小孩子都哄不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哪些产业上，是解读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依据之一。地产商占富豪榜比例最高，虽说并不表明这一行业所占的社会财富最多，但是这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定程度上却代表着社会财富转移机制的某些价值取向。地产商纷纷暴富源于地产业的暴利程度高；地产业暴利程度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效应——土地供不应求，因而不断推升着以土地为核心成本的商品房价格——房价暴利建立于土地暴利基础之上；而地产商暴富的实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源稀缺背景下的利用资源坐地生财——谁利用了这种资源，谁不想发财都不行。换句话说，国家把土地出让给谁，决定着谁将先暴富起来。地产业暴利当然也离不开资本效应，然而资本并非在任何领域中都能获得暴利性回报；而当资本在某个领域中达到近乎无风险性暴利经营时，就无法否认这种领域中的垄断性质。而不管政策执行导向，还是监管不作为所产生与保护的大量囤地现象，更加剧着土地的垄断。

　　垄断产生暴利，暴利导致住房难，所以出现了一边是社会财富向地产业高度集中，一边是很多老百姓穷尽一生、甚至几代人积蓄来为土地暴利与地产商暴利“奉献”的社会生态。

　　如果说，属于国家的土地资源，国家受益更多，那么即使百姓为暴利买单，那么暴利收益还属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概念上；可是土地与地产暴利收益更多地或被揣进商人腰包，或进入地方预算外账面由官员相对随意地支配，这就导致了社会财富转移过程中的极大不公。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前提应是鼓励创造能力致富；然而主要以占有土地资源获取暴利扎堆于富豪榜的地产商阶层，其社会贡献值中的“创造”成分显然远小于政策受益，而更多的则是政策导向之下的变相掠夺。不论于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考虑，还是于社会公平与和谐所计，这种社会与经济生态都不应长久下去。（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