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在街道办，向4户转租保障房的家庭送达处理决定书，收回转租的房屋，要求转租户在5日内到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办理退房手续。有转租户拒签处理书，称没和中介签正式租房合同，也没收租金，没交钥匙。(9月13日《信息时报》)

　　转租保障房者在事情败露之后居然拒签处理书，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没和中介签正式租房合同，也没收租金，没交钥匙”，这理由太牵强，不值一驳。如果这事情再晚几天被发现，租房合同不就签了，钥匙不就交了，租金不就拿了？

　　所以，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对事情的性质并无实质的改变。正如律师说的那样，“出租协议与租赁合同在法律上是同一回事，从协议签定的那一刻起经济适用房业主的出租行为就已生效。”一些保障房用户更早通过中介放盘寻找租客时便已具有出租意向，其解释不合法理。保障性住房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是一种扶贫救助形式，其意是让买不起住房的人也能够有自己的房子。而把保障房租出去，说明这些人还有别的住处，也说明他们根本用不着政府的帮扶。而企图以保障房牟利，显然有违社会公平正义。毕竟，还有很多没有门路的穷人在等着这些保障房呢。

　　很多买了经济适用房的人天天开车上下班，还有的根本就不住，全都交给代理公司租出去。更有一些人，家里三四套房子，却还要去买经济房，跟那些没房住的人争房子。——富人开着奔驰宝马而拥有廉租房的全国大有人在，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对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无情嘲讽，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公然挑衅。当那些富人疯狂地追逐个人利益，蔑视社会舆论，挑战公众智商的时候，一些不太富裕、相对具有享受保障房的穷人也开始效法——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就这样成为不法者谋取私利的盛宴，而这些行为，也成为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典型，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经济适用房出现的管理漏洞，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诸如社会诚信体系并不健全，税务、金融等部门的信息未能有效共享，使得对个人收入真实情况进行查核有一定难度，“像从事家政这类弹性工作，真实的收入水平就很难查得清楚。”等等，但是，随着居民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而相关的理工作却还奇怪地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采用不定期抽查的制度。如此机械、古板的管理方式，实在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不相适应。为什么不能像管理廉租房那样，采取资格年审制度呢？

　　据介绍，广州市是从1998起实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10多年过去了，广州市才于今年6月开始开展了一次拉网式调查，发现共有641户家庭经年审不再符合保障条件，退出廉租住房保障，其中584户停发租赁补贴，57户腾退廉租住房。目前入住廉租住房的家庭为5100户，发放租赁补贴家庭为24168户。——这样的拉网式调查，不知道只是运动式的偶然，还是一种工作常态？就算是工作常态，其工作的主动性也还应从“两级审核、两级公示”的审核程序上予以加强。除此之外，引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否则，就无法有效堵住政策的漏洞，无法杜绝“开着宝马奔驰住保障房”的吊诡现象。(符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