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适用房的话题最近又热了起来。先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为经济适用房“松绑”，表示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决定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而后，一直主张取消经济适用房的专家和学者们很快回应，如张曙光就重新强调：经济适用房既无现实价值，又容易滋生腐败和分配不公，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应该承认，自取消福利分房以来，经济适用房制度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稳定住房市场价格上，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中，一些人为因素又经常使既定形式出现走样，使改革初衷产生异味。由于定价权和分配权操于官员之手，权力与市场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由于政府对房屋售价控制不严，开发商很容易获得不合理的巨额利润；特别是由于监管不到位和征信体系的不完善，炒房者很容易捕获这种保障品，使低收入人群望洋兴叹。

　　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保障，应该说是个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依然做不到尽善尽美。相比而言，我们的国情比较特殊，土地所有制与众不同，市场尚处在初级阶段，历史欠账又太多。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复制别人的现成模式，又必须正视自己的管控能力和诚信水平。我们试图想把什么都管起来，所以就设计了各种层次的住房保障品。事实已反复证明：这是不必要的。

　　如果说市场是物质世界的话，那么，政府提供的各种强制保障品，就很像实验室里制造的“反物质”。适量的反物质与物质进行碰撞，能够产生比核聚变更为剧烈的反应，得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但是，过量的反物质与现实世界进行碰撞，就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可怕的后果，甚至毁掉整个世界。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品，其实就是在现有市场之外另设了一个市场。这种特殊的“市场”如果失控，大量的“反物质”进入现实的市场中，社会的反应和市场的排斥是可想而知的。对一个健康的市场而言，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当然，经过几年的摸索，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也确实参考某些国家的先进做法，对经济适用房进行了规范和调整。比如，明确要求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要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购买后不满5年的，不得直接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由政府按原价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予以回购。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政府效率和管控力度上是有差异的，许多好的做法移植到我国，也不一定能够产生好的效果。所以，对许多买不起房的低收入者而言，经济适用房始终是“水中月、镜中花”；对一些喜钻法律空子的宵小之徒而言，经济适用房始终是一条堵也堵不住的牟利渠道；特别是对那些处在“土地财政”和企业短期行为影响下的百姓而言，那些越来越远离市区、越来越以次充好的经济适用房，早已显得既不“经济”，也不“适用”，称之名存实亡绝不为过。

　　从国情、“政情”考虑，我们在住房保障品的设计上还是应以简单、易行、便于管控为宜。香港政府只负责提供廉租房的政策思路，就很值得内地参考；山东某些地市改“补砖头”为“补人头”，向低收入人群发放补贴而取消经济适用房的做法，也很值得其他地方借鉴。从市场规律来说，经济适用房(包括各种“限价房”)的缺失，市场完全会自动补上。市场略微向下探探身子，百姓再努力向上踮踮脚尖，市场这种短暂的裂缝是可以很快弥合起来的。大量由政府提供各种低档次的产品，有时会严重干扰市场本身的自然发展。一个聪明的政府，应该深刻懂得什么该交给市场，什么又是市场可以解决得比你好。懂得无为、善于“偷懒”的政府，有时恰恰会成为一个有效率、受认可的政府。(叶建平 李佳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