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如水，逐利而行。

　　民间资本的投资活跃度与流向，成为经济企稳回升能否持续的关键所在。

　　而在中国民间资本的巨大版图上，温州民间资本无疑占据着霸主地位。温州人，这个被冠以“中国犹太人”之称的群体，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总能先知先觉地捕捉到财富增值的先机。因而，温州民间资本的风吹草动也就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

　　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温州民资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银行储蓄，截至去年底，该市本外币存款余额已达4244亿元，其中一半是活期存款；二是散落在民间流动性强的民资，约3000亿元。这意味着，温州人手中至少拥有5000亿元的“闲钱”。

　　而据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估算，经过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目前温州民间资本已有6000亿元之巨。

　　敢闯敢干的温州商人携巨款从故乡出发，如飞瀑倾泻般地奔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寻找着资本渗透的缝隙。他们出手的阔绰和抱团效应，使得其所涉及的地区、行业，总会深刻感受到这股民间资本的巨大经济冲击力。

　　民资跟着“利润空间”走

　　近几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虽未能涵盖温州民间资本的投资类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动轨迹。

　　“哪里有钱赚，民间资本当然就投向哪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戴志敏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温州民间资本的威力，最初是从自家门口的“炒房”开始。1998年到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到了1999年，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2001年，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同时，另一支购房团前往杭州。仅这一年温州人投资在房地产上的资金就达2000亿元。“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以此为始，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而煤炭是个高投入产业，山西的煤老板们自有资金有限，温州的投资者就充分发挥温州民间资本的优势，将筹集的资金投向山西煤矿。据估计，山西省60%的煤矿被温州人收购。因此，当时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市县，都活跃着温州炒煤团的身影。”

　　2003年，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30亿民间资本进入产棉大区新疆，收购新疆棉花。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汹涌而至，许多企业开始投资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温州民资进入西部，大量收购油井……几乎如出一辙，温州民间资本的触角窥探着每一个能有丰厚回报的行业，但是，当“草根”企图挤进国有企业垄断、政府管制的行业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面对调控风险

　　当资本在投融资过程中，如果回报需求被过分放大，进而演化为投机资金时，风险程度就大得惊人，很容易血本无归。

　　2005年年底，国家开始对煤炭行业进行整治，对不达标的小煤窑实行“关、停、并”政策，使得“炒煤团”发端地——温州平阳县水头镇的部分炒煤资金开始回撤。央行平阳支行在一份文件中称，对外投资煤矿的资金流出量逐渐减少，存款增幅出现回升现象。由于没有及时撤出，很多温州商人连老本都赔了进去。

　　更让温州人刻骨铭心的是，调控房地产的“国八条”的出台。上海房地产价格应声而降，温州“炒房团”的大批房产投资者资金吃紧。很多温州人都选择将房子出租给一些中小公司做办公用房以获取利润。随着房价的迅速下跌，租价一再走低，房价大势已去，最后大部分人只能全线撤出。

　　温州民间资本虽一直试图挤入石油这个高利润行业，但在介入之初的操作阶段就遇到大量政策和法律障碍，即使是一些已经介入石油开采行业的民营企业也始终徘徊在“出局”的边缘。

　　即使是温州人一直看好的电力产业，也并没有实现“回报稳定，利润高”的预期。随着国家发改委对电力项目的整顿，不少在建或正做开发前准备的中小电站被贷款卡住了脖子，而电价也成为令温州人头疼的事情。电价与地方政府承诺的价格有差距，造成西部的小水电项目收回期一般在20年左右。

　　在宏观调控的大形势下，温州人在房地产、煤矿、石油、电力等领域的投资相继遇上瓶颈。甚至有温州投资人不禁感叹道：“温州人不怕加大投资，怕的却是投资环境的改变。”不过，“草根经济”的代表温州商人，依然像蚂蚁雄兵一样不停地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却始终难以按照一条有序的轨道进行正向积累。

　　下一站驶向何方？

　　戴志敏认为，温州商人有一个特点，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不喜欢投资股票、期货这类虚无缥缈的东西。究其原因，从历史上看，温州本身就是资源贫乏的区域，因此，对于不动产和资源有一种天生的狂人。据记者调查了解，目前，汕头一个弹丸之地，一亩地的价格最高竟然能达到200万元。

　　“房产、煤矿、黄金等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投资热点，在未来依旧是投资热点，不会有太大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系博士马光远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也证明，温州商人对矿产资源青睐有加。虽然，经历了2005年的损失，但他们的热情并没有半点减弱。近年来，大量的温州商人把眼光瞄准了国内外的矿产资源开发。

　　记者从一位享受了2007年房地产盛宴的温州商人郑先生处得知，他很庆幸在2008年房地产低迷前，成功离场。而2008年，他虽在山西煤矿投资上小有斩获，但目前，他已经将投资的目光放到西部的矿业开发。

　　据统计，去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浙江省进入矿业投资领域的资金就达5000亿元。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浙江民间资本受通胀预期影响，更是纷纷进入矿业投资领域。

　　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表示，矿产投资并不是产业转型的最差选择，因而大量的温商资本积聚于此。但矿业风险的确很大，既要承受价格波动风险，也要承受政策调控风险，还有“潜规则”风险。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副所长唐忠诚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实体经济的衰落，工业性投资疲软，逐利的资本不会坐以待毙，必然会选择进入相对保值的矿产资源领域。但这类投资，风险较大，成功率相对较低，

　　当然，除了资源类投资，温州民间资本也不断开拓着新的疆土。据周德文观察，他认为还有三个投资形式是比较明显的热点。一个就是金融业。温州人已经意识到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大势所趋，小额贷款公司的兴起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在本地和外地涉足此类投资。比如，奥康集团就在湖北黄冈投资设立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雅戈尔出资1.8亿元，成为浙江首家本土财险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第二个热点就是对高新技术的投资。温州早前对这类投资基本是忽略的。“温州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真正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连10%都不到。”周德文从深圳回来后表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由于深圳的产业结构布局中70%是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受到的冲击要小于温州。

　　第三个就是创投(VC/PE)。从投资实业到投资资本市场，温州商人的天性必然决定转型的艰难。要完成创业型投资家到真正的金融类投资家的转变，最关键的还在于温州商人观念的转变。据了解，目前已经有近1400亿元温州民间资金涌入创投领域。

　　当下，经济企稳回升基础有待进一步稳固，而规模可观的民间资本无疑是重要的推手。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首席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要使巨额的民间资本得到合理利用，有序发展，关键还在于政府的政策引导，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一份《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将考虑就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垄断行业六个领域公布明晰的准入标准，明确准入时限，并拟定分行业的鼓励和扶持政策，包括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措施。

　　逐利的民间资本是否又将觅得新的契机？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