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北京团的开放日，众多闻讯赶来的记者都在寻找林毅夫代表的身影。

　　也许是即将出任世行副行长的缘故，这位经济学家显得异常谨慎，几天来对媒体一直是三缄其口。此次有这样的机会，记者迫不及待地想听到这位经济学家对物价上涨、宏观经济调控等热门话题的看法。

　　关于经济过热

　　    投资增长快是核心问题

　　记者：2003年以后，一直存在着“经济增长过快”、“信贷货币投入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过”的问题呢？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增长太快。因为投资增长快，产值就会增加，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贸顺差就会大。外贸顺差过大，外汇积累就会多。为了稳定我们的汇率，货币就要增加得非常多，信贷就要增加得非常多。货币信贷投量大了以后，就变成了投资增长过快，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现在“三过”的这么一个怪圈。

　　记者：那应该怎么做？

　　林毅夫：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赞成政府工作报告里提的，要关紧“信贷”和“土地”这两个阀门，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解决投资过快的问题。

　　记者：就这么简单吗？

　　林毅夫：这个问题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存在，我们一直在用这个方法解决，这是很必要的。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问题还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真正深层次原因，我个人认为是跟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有关。

　　　　应大力发展中小银行

　　记者：那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

　　林毅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按照十七大提出的精神，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把我们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掉。针对这三方面，我们在金融方面，应该大力发展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以及北京正在做的担保公司。这样，这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中小企业才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将来企业才能够在金融上得到公平待遇。它的发展快了，多创造了就业机会，那么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才能增长，收入格局才能改变。

　　第二个，我觉得把资源型行业变成和它风险相适应的正常的赢利行业，而不是暴利行业。

　　记者：那垄断行业呢？

　　林毅夫：垄断性行业中，能够开放竞争的，就应该开放竞争。不能开放竞争的，国家就应该参与它的产品价格以及利润的分配。我想，这三方面如果能做到的话，收入分配格局就能改善。

　　收入分配格局改善了以后，消费才能够真正地推动起来，投资才能够真正地站立起来。那么这个“三过”的问题，才能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来解决。收入分配的格局能够改善的话，那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来讲，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支持。

　　　　限价房应长期推行

　　记者：有人说广州的限价房使楼市陷入低迷，您觉得是这样吗？

　　林毅夫：广州去年推出了限价房，这在全国并不是第一次。过去其他的限价房并没有造成楼市低迷，所以今年或是去年广州出现楼市低迷，应该不是推出1500套限价房造成的，应该是市场供求关系造成的。

　　从政府的长期政策来讲，我们的城市里有不少中低收入者，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城市化进程需要跨越的阶段。农村还有大量人口进城，那解决这些人的住房问题，还是应该推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和他们的收入是比较相适应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政府应该长期推行的政策。

　　关于物价上涨

　　货币政策应继续从紧

　　记者：您能谈谈当前大家比较关心的物价上涨问题吗？

　　林毅夫：我国2003年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源于1998年到2002年的通货紧缩，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发展。2003年以来的投资增长较快，创造了比较大的内需。虽然事实上建筑材料、能源等相关材料的价格在上涨，但由于生产能力过剩，所以物价指数相对稳定。但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被消化掉后，物价上涨就显现出来。

　　在2003年的时候，按照商品价格指数统计，物价上涨的有4个部门，下跌的有12个部门。但是经过四五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过剩的生产能力逐渐被消耗掉，到2007年初时已经非常明显，在商业零售物价价格指数的统计当中，物价上涨的是10个部门，下跌的只剩下6个部门，也就是说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被消除。

　　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和出口增长的“三快”都会导致国内的物价上涨。

　　用利率政策稳定物价

　　记者：那可以预见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林毅夫：我相信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还是会比较快的，然后国际上的能源产品的价格还会在高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把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并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记者：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林毅夫：这里我想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从紧的货币政策当中有两个主要选择：一个是依靠更灵活的利率政策，一个是提高存款储备金。

　　记者：在这两个选择当中，您认为应该更侧重哪一个方面？

　　林毅夫：两个都重要。如果一定要说更侧重于哪一个方面，我个人是比较主张更多地用利率政策。

　　记者：为什么？

　　林毅夫：大家都知道，要是提高存款准备金，减少可信贷容量，首先要被排挤出的必然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能够改善收入分配，是能解决“三过”的重要力量。同时在物价指数比较高的状况下，如果利率不提高的话，就构成负利率，就会把钱赶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这样不利于我们资本市场跟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利率。中小企业支付利率的能力是比较高的，它不会在乎利息高，它在乎的是能不能借到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两种政策选择固然都要用，但应该更侧重用利率政策。(郭爱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