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州、北京等地两限房政策的实质性落地，各种舆论也纷纷浮出水面。日前，广州市政协委员、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炮轰”两限房政策(据《新快报》)。他认为，两限房以计划经济手段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只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对于一些较富裕的人来说，就会心理不平衡。在他看来，要满足人人有屋住，只要多搞廉租房和经适房就行了。

　　笔者很奇怪，如果说两限房让富人心理不平衡，那么价格更低的经适房岂不是更让他们不平衡？追溯两限房的出台背景就知道，这是一种带有保障性质的过渡性住房供应产品，是在2006年开始的房价飙升中政府为解决“夹心层”人群住房问题推出的，属于社会政策范畴，其性质类似于经适房，只不过是土地不免费；从目前公布的回购和流转条件来看，也基本类似于经适房。

　　扶先生的言论忽略了政府也有为中等收入人群提供住房保障的社会责任，而在任何福利国家，保护中产阶层的住房权利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香港的居屋、英国的公屋计划都是剑指于此。这与富人是否心理不平衡无关。

　　如香港1987年制定第一次“长远房屋策略”，政府为有住房需要的低收入人士提供廉租房，同时有限度地兴建较优质房屋即“居屋”出售给中等收入家庭。政府免费拨出土地，居屋的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一半。

　　居屋计划也曾惹恼了私人房地产商，因为政府每次推出居屋时，反应热烈，因此私人发展商的房子就不好卖了。尤其是1997年金融风暴以后，香港楼市泡沫破灭，商品房无人问津。发展商开始抱怨政府。当时一些发展商认为，政府应该放弃居屋政策，让“夹心阶层”去购买跌价后的商品住宅。压力之下，香港政府于2003年暂停了居屋出售。

　　我们的两限房政策是否也刺痛了开发商，目前尚未见公开言论；身为房地产业内人士的扶先生指的是哪些“富人心理不平衡”，他自己没有说；至于社会上“较富裕”的人是否真的不平衡，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如同香港一样，大量的两限房入市势必影响商品房价格，开发商心理不平衡几乎是必然的。而那些收入标准超出微小、未能纳入两限房购买范围的人群，想必确实会有一些不平衡，这有待住房保障政策进一步完善。

　　但是，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从来都存在释放市场和保护社会的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它们像钟摆一样，在相互作用中保持平衡。富人们在利用市场力量获取优先住房权的同时，也应承担纳税义务，支持政府采取各类公共政策；政府本身也有责任去实施社会公共政策，保护社会。因此，从保护社会的角度来看，香港的公屋、居屋两级住房保障体系满足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香港目前有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其中；同时，售卖居屋为香港政府带来了收入，可以补贴出租公屋的费用。因为出租公屋的价格很低，政府需要倒贴资金。这种跨阶层的补贴，使政府不需要额外拿出资金来维系公屋制度，香港房委会/房屋署已实现自负盈亏。我们的廉租房、经适房、两限房三层带有保障性质的住房供应体系，实在很有必要借鉴香港的运作模式。(张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