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限制群租的举措不久前曾引发巨大争议，舆论普遍持质疑态度。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有关部门的决心。“上海普陀区清晨突击整治群租房，部分租客准备辞职离沪”(《东方早报》9月8日)的新闻可表明，有关部门仍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

　　根据报道，在7日清晨的突击行动中，群租整治小组清查了中远两湾城。首批55套以经营地下旅馆、盒饭和隔间泛滥的群租房得以恢复原貌。整治发现，25套房内竟住了231人。一位在现场收拾行李的胡先生说：“走的人都准备回家，我现在一个月也就1000多元的工资，眼下根本租不起房。我所在的公司，已经有十几名同事因为这件事辞职，准备回老家。”

　　我当然不怀疑有关部门整治群租的立场是百分百正确的——杜绝群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消防、治安、非法经营等隐患，还可以避免租客扰民。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城市秩序进一步地得到改善，居民们可免受“隐患”的威胁，上海的国际化都市形象，自然就更加当之无愧了。我同时也不怀疑，整治群租虽然有人忧愁，但也有不少人欢喜——至少那些曾经备受群租客骚扰的小区业主会举双手赞成。

　　但立场正确显然不能代表手段正确。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不少拥护整治的网友跟我在博客里有过一番辩论。上月底，我的一篇质疑限制群租政策的文章遭到部分网友质疑，到目前，大约有260条回帖充当着我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恕我直言，一些反对者的观点带有很强的自私性质。例如有人称：如果群租者住在你家隔壁，你的修养也好不到哪去。还有人称：一千元的单间都租不起，你来上海干嘛？看来，仅因群租者打扰了自己，一些人就赞成将这些人赶走，哪怕他们居无定所也无所谓。

　　老实说，我也赞成限制群租，但前提是必须保证退出群租的人们都住得起一个单间——大家都住得宽敞，又能和谐相处，皆大欢喜啊！但事实是，有关部门只对“25套房内住了231人”这类概念感到惊讶，却对“231人究竟应住在多少套房内合适”这个问题缺乏心理准备。不信，请看这条新闻：“上海房源成问题，一般房租每月数千元普通人难承受”(《劳动报》9月8日)。新闻说，7日突击整治群租那天，有关部门带来了近百套租赁房源。但是，“二室一厅3600元”、“三室两厅4400元”这样的标价吓倒了刚结束群租生活的人，最终仅一套房成交。

　　由于上海有关部门的良好初衷忽略了群租者的后路，因此我怀疑，良好的初衷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秩序。道理倒也不复杂，根据上面的新闻事实来判断，绝大多数群租客没有能力独自承担千元左右的单间房租，这些“绝大多数人”未来的居住问题可能会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解决：变相群租、睡大街、像胡先生那样离开上海。第一种情况会使有关部门的整治面临“游击战”，工作因而变得麻烦；第二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城市形象，且更加不便管理；第三种情况会使城市的很多脏活累活找不到人来干。

　　显而易见，一刀切式地限制群租不可能使城市一劳永逸，甚至还有可能带来副作用。当然，群租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上海方面的相关措施虽然不怎么样，但最大的优点是使全国的政府和民间都发现了群租现象中存在的乱象：消防、治安、扰民、非法经营，如此等等。我们知道，消防管理，首先应从完善消防设施、强化居民消防意识入手，而不应认为消防事故与人有关，从而打算降低居住密度减少消防“隐患”。同样的，扰民行为，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不受约束，或不讲文明，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制定约束规则等方法，但显然不能单方面取消那些人的居住权。何况，也不能因为若干人素质不好，做过一些扰民、非法经营等坏事，就以为所有群租者都以干这些坏事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