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州、东莞，到珠海、中山，然后是广州，进而出广东杀入南宁、武汉、南昌、长沙、重庆、成都，这些“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看盘迅速，下手既狠又准”的深圳购房群体在所到之处，和当年的“温州炒房团”一样，开始拥有一个自己的地域标签——深圳炒房团。深圳炒房团出手豪阔，一掷千金，所到之处房价急剧上涨。深圳资本在一些内地城市的“兴风作浪”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无论是温州炒房团还是深圳炒房团，仿佛都具有先天的道德劣势，炒房团所到之处，许多人畏之如虎，坊间对炒房团的指斥和炮轰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一篇《深圳炒房团滚回深圳去吧》的帖子，清晰可见发帖人的激愤和悲伤。不管承认与否，炒房团已经背负恶名，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笔者认为，炒房团遭遇炮轰其实是炒房团的不幸，炒房团罪大恶极吗？一味地挞伐炒房团，这种焦虑实则隐匿了一种制度性的现实困境。不妨先让我们厘清四个问题。

　　其一，投资者为何要组成炒房团？原因明摆着，游资太多，投资渠道太少。钱多了怎么办？不是炒股就是炒房。股市为何这么火？专家已经给出答案——“投资渠道少，股市必然热。”道理亦然，房市为何这么火？投资渠道少，房市必然热。在现实语境下，民众投资渠道少、投资能力弱，金融产品有限，可供选择的余地太有限，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住房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具有投资属性，其升值空间广阔，房地产投资需求迅速凸现，便是必然。

　　其二，投资者为何偏偏要炒房？原因也浅显无比。房市有暴利，逐利本能驱动着商人必须选择高收益产业。房市有多暴利？坊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房地产暴利惊人。此前不久，针对深圳的房价狂飙，有位开发商甚至坦承：“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商人；哪里利润畸高，哪里聚集的商人就多。基于此，投资者钟情于炒房，也属自然。

　　其三，炒房团该不该骂？换言之，是不是最该骂？平心而论，炒作团的到来确实助推了房价，直接提升了工薪阶层购房的难度，就此而言，确实该骂。但耐人寻味的是，炒房团并非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它虽然不受当地百姓待见，却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敞怀接纳。比如，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为了追逐暴利，倾向于引入各种外部力量参与房地产炒作，于是便产生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争相欢迎炒房团的现象。由此可见，炒房团挨骂挨得有点冤。

　　其四，炒房团是不是房价攀高的罪魁祸首？要说房价畸高与炒房团毫无干系，恐怕连炒房团都会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非要炒房团承担房价攀高的全部罪责，炒房团则一定比窦娥还冤。房价为何如坐上火箭地猛蹿？房地产开发商“功”不可没，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当仁不让”地扮演了巨大推手的角色。此外，还有一些消弭于无形的灰色成本，比如，某房产商曝灰色产业链：四成利润被职权部门拿去。在这一前提下讨论房价问题，只能说炒房团提高了房价的增长力，它们绝不是(当然也没有能力成为)房价畸高的决定性因素。

　　综上所述，将炒房团指认为恶贯满盈的房价黑手，似乎有失公允。并且，集中火力炮轰炒房团，反而会成就了炒房团是替罪羊的悲哀角色。毕竟，炒房团并非房价的不能承受之重。

　　一味地炮轰炒房团，实际上是放大了虚妄的焦虑和回避了制度性的困境。只有探究炒房团为何存在的现实因素，并因势解决之，炒房团才会逐渐失去土壤。而要想让老百姓居者有其屋，一是加强廉租房建设，二是遏止一些政府部门的逐利冲动。当然，炒房团该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买单，不妨让市场教训它们，相关部门还可以运用经济手段调控，比如，通过税收来调节，当炒房者觉得炒房风险太大时，它们自会偃旗息鼓。(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