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尹中立先生在《上海证券报》上老调重弹，认为“国家应强制规定一个家庭同时拥有多套住房的(不论是商品房还是福利房)，应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将多余房产全部出售。逾期未出售的，国家将额外征收土地资源占用费和所得税，征收标准应与购房者所购套数挂钩，实行累进税制。”

　　之所以是“老调重弹”，是因为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学术委员会主席陈祥福在提案中倡导“一对夫妻拥有一套房子”，呼吁对“一户一房制”之外的房子，国家进行回购。这个不着调的建议马上引起舆论的争议，最后陈专家不得不出来“修正”说，他的“一户一房”指的是一对夫妇只能拥有一套福利房。

　　可尹先生并没有看到前车之鉴，反而危言耸听地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追求家庭稳定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人可以租房过一辈子，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能让大多数中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则在未来遇到重大社会事件时，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最先走上街头的人。”

　　尹先生发言之前真该去看一看香港。香港人也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也一样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然而，香港人有大约三分之一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廉租房)里，六分之一的人从政府手里购买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总体上看，约一半人在政府的资助下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些人不仅没有像尹先生形容的走上街头，而且安居乐业，即使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也安之若素。不仅如此，香港房价之高居世界大城市前列，但是，香港人却从不嚷嚷说一户只能有一套房。

　　通读尹先生全文，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其所谓“一户一房”政策构想，就是人人都只能拥有仅供自住的房屋。即使“有条件允许部分家庭拥有第二套住房，如第一套面积过小、子女成年、赡养异地父母、工作调动等特殊情况”，这所谓的第二套房也是纯自住，社会上将不再有任何一套可供租住的房屋。

　　这样，问题就来了！虽然尹先生设想，“国家应明确规定，大中型城市未来新开发的商品房只向本市居民和在本地拥有正常职业的个人或其家庭出售，其他无正当购房理由的投资者不得购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那些新进城的农民，那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养活自己都困难，一下子哪里拿得出多少钱来买房？这里面的人数有多少？有关资料说，进城农民已有1.5亿，每年失地农民还在以200万的人数增加。而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则有四五百万，其中一百万处于待业状态。此外，还有一部分刚刚调动工作、刚刚辞职到另一个城市寻找发展机会的普通职员，他们不可能像跨国公司高管一样住宾馆酒店，或者人未到先让公司买好房。那么，这些超过全国五分之一的流动人口，他们住哪里好呢？也许应该在各个城市乃至乡村设立大大小小无数的收容所或者叫做救济站，让他们睡大通铺，由政府掏腰包。否则，不要等尹先生们所担忧的“遇到重大事件”，近两亿人也早已经涌上街头了！第一步自然仅仅是露宿街头，但下一步，他们会在街头干什么？

　　看来“一户一房”是个旷世未有的伟大构想，真正实施起来还得有许多配套措施，比如：必须规定夫妻不准离婚，农民不能离开原居住地到城市打工，大学毕业生如果买不起房就只能回原籍工作，等等。不出半年，想必是全国经济一片萧条而民情汹涌。我倒相信该构想如果真正变成政策，中国的离婚率一定是世界第一，人民的智慧不是用来创造幸福，而是相当一部分用来和政府斗智斗勇捉迷藏……它以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为始，以经济社会的混乱和萧条为终。事实早已证明，那些反市场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绝对不会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富裕幸福，它们是美丽的罂粟花，外表华美而内中剧毒，它绝不可能成为挽救高房价的灵丹，而只可能是破坏社会发展的毒药。(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