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在居民住宅问题上，不能高喊“找市场，不找市长”的口号，而要既“找市场”又“找市长”。

　　美国是个市场化的国家，但在住房问题上，美国政府介入却相当早。1931年，美国总统胡佛在住房问题会议上就曾指出：“没有什么东西比住宅更能为谋求人们幸福和社会安定做出贡献。”因此，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介入必须是积极主动而又早期迅速的。

　　政府介入房地产市场要做四方面的事情：一是遏制地价，清除批地腐败，降低交易成本。实际上，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之高，是存在着一定的腐败成本的，而这个成本最终会摊薄在消费者头上。

　　二是要出台政策增加“炒房团”、“炒房者”的风险，剔除泡沫。对于“炒房”，政府自然没有理由去强制其不许“炒作”，这是违反自由和权利的原则的；但完全可以通过银行控制贷款、设定交易期限等技术手段，以此甄别“炒房者”与真正的购房者，从而既增加“炒房者”的经济风险而又不危及真正购房者的切身利益。

　　其三，在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利民政策。对比美国，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解决住房问题之初，是有购买住房免税等制度的，而在我国，这个税率的比例虽然逐年在降低，但总的额度还是相当高的。再比如，美国政府曾经针对低收入家庭出台过住房补贴政策、低抵押贷款利息政策(美国购房者的资金80%来自于金融机构贷款)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四，政府应该积极引导民众培养一种良性的住房理念。在我国，“人人享有”住房往往被理解为“人人拥有”住房，没多少人愿意租房住，“合适住房”被理解为“越大越好”。这样的住房理念，实际上是对房产价格居高不下推波助澜。房屋的价格和民众的住房理念是息息相关的，是相互影响的，不恰当的住房理念对房价起到一种非理性的哄抬作用。如果房价老是一路飙升，那么“租房”者就会越住越后悔。因此，政府要做的，就是保障租房者的利益，要让“租房”也成为市民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不用挤在“全民买房”的独木桥之上。(欧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