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障房开工率仅七成 建筑质量及进度引担忧(3)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在境外，为什么说老百姓保障性的住房，像新加坡或者说香港一定要建得很好，因为反过来给你施加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也有一些议员等等在替老百姓去捍卫他的权利。我们在这方面，老百姓权利的捍卫这，不足以给地方政府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层面就需要靠中央政府真的是真抓实干，让地方政府不干真不行。

　　现在有的时候说不就建一个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吗？最后都变成一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博弈的问题。

　　主持人：

　　所以也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那么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来听一段电话采访。

　　(电话连线)

　　记者：

　　现在如果说要调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积极性，应该采取哪些方面的措施？

　　叶檀(财经专栏作家)：

　　第一个是政策方面的措施，我们知道给那些开发商，愿意进行修建保障房的这些开发商，应该有他们政策方面的红利，比如说税收方面或者土地方面的红利，这个其实政府已经在做这一块了。

　　那另外一块，我想是把现有的商品房这一块的利润给降下来，使得这两个方面比较均衡一点。这样就有更多的开发商愿意去做保障性住房这一块。

　　还有一个它可以考虑到一些技术方面的创新。比如说开发商跟政府之间采用一个代工的模式，或者是其它的什么模式，这样开发商的风险比较小，但是它的收益又比较稳妥，那追求周转率和追求安全收益率的开发商，他就愿意去做保障性住房。

　　记者：

　　除了这些经济的措施之外，您觉得我们在政策上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实施呢？

　　白岩松：

　　第一，对于那些做不到的地方政府必须要采用问责制。

　　第二，对于追求暴利的这些开发商，要有财税的手段去抑制他。

　　第三，在市场和公益性的产品之间要划出界线来。比如说同样的开发商，像有一些开发商他既开发商品房，也开发保障性住房。像对这样的一个开发商，其实应该实行打分制，对于纯暴利的开发商有税收或者各方面政策的区别。

　　主持人：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讨论一个问题，也有人发现保障性住房都是在比较偏远的位置上，周边配套设施非常差，甚至绿化迟迟不到位。有人就说都这么便宜了，就不要要求太高了？

　　白岩松：

　　其实这种观念恰恰是错误的。廉价房，你看我顺嘴就说成这个，廉租房可不意味着一定要是廉价房，尤其不能成为廉价成本房。经济保障房不能成为我考虑经济的因素，把它建得很差，配套也很差。

　　2007年的时候我去香港，专门去拍了香港的公屋，整个就是保障性住房。结果跟我们的印象是相反的，它反而要强调我公屋要建好了，首先必须有很好的配套，交通要先行。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图，香港的这种保障性住房让我格外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个区域，大家看交通，迅速地就要开通交通。

　　另外有一点，当时我在采访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我去的那个公屋周围的环境好得不得了，配套也好得不得了，活动的空间也很大。为什么呢？当时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说，说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人住在这里，更依赖它的配套环境，因为他没有钱去其它的休闲场所或者说体育运动场所，他只能依赖这，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它。另外，他对公共交通也更依赖，所以它要先行。我们却相反，以至于出现我们有的保障房最后入住率才10%，没办法，连草都没有，在福建风一来黄土就卷起来。所以我觉得正好拧过来了。

　　主持人：

　　像你说的香港这个公屋的情况，势必要加大前期投入的成本，为什么他们在建公屋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成本的加大呢？

　　白岩松：

　　因为他们所有的利润是被保障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叶檀女士也谈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能把一个又一个经济适用房或者保障房的业主当成去跟房地产商博弈的主体，而应该是政府作为最大的业主。那么我给你相对很优惠的地、税等等很多方面，价格就被控制在一定的线内，但是我要确保你比如说5%的利润，那么有很多的房地产商愿意干这样的事。尤其比如说当房地产出现剧烈波动的时期，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房地产商主动来找，我盖经济适用房，因为旱涝保收。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地方政府在这件事上，不管是配套还是很多很多方面其实至关重要。

　　主持人：

　　我们就说说这次北京市政府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在建设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然后严令要求推倒重建。

　　白岩松：

　　我觉得最幸福的是让人突然有一种感觉，真有人查，真能查出问题，查出问题之后真拆，我觉得这个信息给人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会去看，今后有的是出现问题你是觉得很沮丧，但是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给人信心，因为你发现了有“啄木鸟”，而且这个“啄木鸟”还挺尽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号非常好。

　　主持人：

　　也就是说以后开发商建保障性住房会更谨慎、更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