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土地闲置的背后：地方政府等三方卷入其中(3)

　　政府的背影

　　2009年8月，一份落款为崇外大街6号地拆迁指挥部的宣传材料显示，包括新生巷在内的这一轮拆迁，主要是为了加快6号地新世界商城及相关的供电、热力、调压、消防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同时还要修建一条北从两广路经石板胡同、向南延伸到法华寺街横贯南北的市政道路，并铺设水、热、电、气等地下管线。

　　“这是城市建设的需要，也是大家改善居住条件的一次大好机会。”崇外大街6号地拆迁指挥部在《致崇外大街6号地居民朋友的一封信》中呼吁，“希望您能珍惜机会，早日撤离危旧房。”

　　无独有偶，早在2002年3月，李秀云家面临拆迁那会儿，一系列落款为崇外大街6号地区危改拆迁办公室的宣传材料称，这次危改是政府造福崇外大街6号地区居民的重要决策，是北京市的“德政工程”。

　　所谓危旧房的提法，源于北京市的危旧房改造计划。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房地产业的兴起使得北京城市中心的旧城土地价值显现出来，北京市政府顺势推出一项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计划。

　　1992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受命赴港招商，香港地产巨子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家纯始与北京官方接触，并选择在崇文门外建造一座标志性建筑——北京新世界中心。

　　新世界中国地产与崇文区达成合作协议，通过成立一系列合资公司，崇文区政府享有新世界中国地产在崇文区开发房地产项目30%的利润。

　　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企业北京崇文新世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1993年8月11日，由香港新世界集团全资子公司马迪莎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崇文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合作成立，时任崇文区分管建委、市政管委、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区长陆海军出任法定代表人，新世界中国公司北京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蔡建伟任常务副总经理。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对崇外大街危改小区进行开发改造，包括房屋设计、建设、出售、管理、出租，新建商业设施，文化娱乐设施。

　　十年间，北京市拆除危旧房屋436万平方米，动迁居民近20万户，但危改规模却在1999年下降到90年代初的水平。进入2000年，北京市决定加快危旧房改造的步伐。比如，崇文区就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力争拆除危旧房218万平方米，拆迁居民8.5万户左右，基本完成现有危旧房改造任务。

　　为完成危改目标，崇文区开始执行一项新的房改带危改政策，旨在降低建房成本以平衡资金。其核心是，拆迁居民可选择异地安置、拆迁补助和回迁三种方式，开发企业则享受经济适用房的待遇——免除土地出让金、市政费及相关费税。2001年2月，新世界新开发的新景家园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但“十五”期末，崇文区还有16.5%的危改任务没有完成。

　　2007年3月14日，崇文区副区长王成国向媒体透露，崇外6号地危改规划已获批。他说，按正常情况来说，6号地的拆迁、危改早就应该启动了，“但是因为守着天坛，天坛是历史文化遗产，在规划上北京市没有权力批，只能上报到国家文物局，最后还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来审查这个方案，因此拖了这么长时间。”

　　尚无更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肩负城市建设及发展民生重任的地方政府，在某一具体地块闲置中所起作用到底有多大。尤其是在新世界和崇文区合作的这种复杂关系里，已经很难区分企业利益和政府行为之间的明确界限。

　　2010年8月9日，新世界中国地产以公告的形式回应了外界的“囤地”质疑：“主要由于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准备工作造成动工开发延迟所致，例如拆迁工程及重置居民所需时间超出预期、需重新申请城市规划及设计批复，及就达致包括保护文物及专家论证会等在内的特别要求而需获取之额外审批。”并笃定，“该等项目并不构成闲置土地及本公司有关合营企业公司将不会受到相关中国法律项下闲置土地法例的应有惩罚”。

　　“部分企业是政府引进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中国指数研究院指数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张化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可以免受处罚，而企业囤地要被收回。”

　　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看来，地方政府上报闲置土地本身，就决定了数据有偏小的可能性，“从地方利益层面来说，各地的小秘密，肯定不想让第三方知道。”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长廖永林也在8月19日表示：“政府原因有拆迁、规划，其他行政审批、外资进入审批、消防设计审批等，主要是规划和拆迁。”

　　国土资源部8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闲置时间较长、但合同中未约定具体开工时间的地块585宗，占闲置土地总数的21%。“市场经济都是平等的利益主体，当时政府签的合同有瑕疵，你说怎么办，只能逐步规范。”廖永林说。 本刊记者／杨正莲 文／胡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