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拆迁条例宁晚婚勿早产

　　自国务院法制办1月29日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至今已逾半年，却迟迟未见正式出台。据媒体最新报道，由于相关利益阶层游说力量巨大，该项条例的修订实质性停摆———更加倾向于在现有条件下，作出技术性的调整，而非制度性安排。不少人质疑第三次修改拆迁条例的努力“或已胎死腹中”。

　　媒体戏称拆迁条例才是“最牛钉子户”，举国之力都未能撼动毫毛。质疑之声四起，有心急专家建议直接“剖腹产”。加之最近某些地方争着吃最后的晚餐，突击拆迁、暴力拆迁有抬头的趋势，某地领导甚至批语对付拆迁上访户“按敌对势力办”。在拆迁条例“拆而不拆”之际，社会焦虑情绪可见一斑。

　　报道中，拆迁户成了“敌对势力”，而地方官员自然就归入阻挠新条例的“相关利益阶层”。可是，如此简单化的“阶级划分”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更不是科学理性修法的态度。既然是征求意见阶段，情绪化的对立怎会有公开、公正、公平的博弈？

　　修法变革重要，公民社会同样重要。征求意见稿收到意见和建议仅仅6万多条，与物权法收到的100多万条建议来比较，拆迁修法的社会参与度明显不够。公民社会的价值就在于，在宽容、对等、理性的基础上，新的制度经过公民的普遍参与讨论，方能成为社会共识。如今征求意见遇冷，寥寥无几的意见建议如何反映大部分人的态度，仓促出台风险系数太高。正如某些学者担心的，“征求意见稿在制度设计上并未排除政府利益，仍有恶法之虞。”

　　可见这个“相关利益阶层”不仅包括地方政府、开发商，也包括许多学者、拆迁户和公众。与其让新拆迁条例成为一个“早产儿”，不如孕育的时间更加长一些。但是延长孕育时间绝对不等于“停摆”和“胎死腹中”，而是要更深、更彻底的探讨制度的突破口。

　　对立法技术问题，需要在现有讨论之上更加深入地厘清；而更根本社会层面的制度调整，这需要在新的讨论中不加避讳地探讨。正如法学家王轶所说，靠新征收条例一部法规单兵突破，非常困难，这是新法难产的核心原因。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做出结构性的调整。

　　新条例难产，很大原因是因为在公共利益、土地使用权、货币补偿等问题上有早产之忧，而要形成社会共识，各方应该把温家宝总理一句话作为起点，“对于一个社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付瑞生 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