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主任刘承沛，第一次从学生那里听说“托福”。

　　直到几天前，这位86岁的老人回忆起往事，依旧不住地用手胡噜着花白的头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现在都不清楚，这个学生是在哪里考的试！”两年之后的1981年12月，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TOEFL)，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

　　这次考试也创下了内地考试的诸多第一：第一次将美国标准化考试引入中国、第一次使用机读答题卡、英语考试第一次考听力……甚至后来，托福考试模式还为中国高考改革提供了参考。

　　“中国式托福”无奈收场

　　1978年，中国鼓励公派出国留学———托福进入中国，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出国选学校就要考托福。

　　考托福需要交美元报名。最初，为了省下报名费，中国曾效仿托福经验组织“中国式托福”，并期待得到更多美国高校的认可，但事与愿违。

　　1980年，综合了托福和香港考试经验的EPT(英语水平考试)在内地开考，当时在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学生司工作的杨学为称之为“出国前的预选”。

　　EPT在设计题目上把托福当做参照，难度也与之相当，但是“刚刚经历过‘文革’，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几乎没有英语底子，”作为命题组成员之一的刘承沛说：“一考试，不及格者大有人在。”蒋妙瑞是这场预选的负责人。他任职于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外语处，当时一统计成绩，他竟然发现，“如果按照EPT的成绩选拔，能达到出国分数线的人，甚至还不够中央要求的出国人数。”当然也有考得不错的学生。他们拿着成绩单去申请一些非中美政府间合作的美国大学时，却遭到了拒绝。

　　这显然又与设计EPT考试的初衷存在落差。在蒋妙瑞看来，托福是美国 ETS(美国考试中心)的标准化考试，既然要申请美国的高校，无论你组织得再好，人家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考试成绩，“这是情理中的事情。”所以在当时，一些留学生如果想申请美国高校的学位，在国内通过EPT考试后，还要再坐着飞机到国外考一次托福，通不过再回来。杨学为打趣地说，这时候，为了省下飞机票钱，把托福引进中国，俨然成了当务之急。

　　至此，“文革”后的中国在把轨道逐步确定为经济建设的同时，在教育领域也开始酝酿，为这场“纯美式的考试”敞开大门。

　　第一次托福筹备6个月

　　在刘承沛眼中，美国ETS的董事长们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看透了变革中的古老中国决不会拒绝“托福”的到来；另一方面，已经红透了绝大多数非英语国家的托福考试，也急需占有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1981年2月，ETS派出3人小组来华“试探”。

　　他们走访了中国教委，并起草了ETS与教委有关托福进入中国的协议。协议经过几个月的修改，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批示下，中国代表团一行人于5月赴美签字。

　　洽谈协议的过程出奇的顺利，双方谈判时，并无利害之争，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何使中美两国在考试操作理念上更好地融合。

　　时至今日，托福考试如同快餐一般每年举行30多场，而在27年前，有多年海外考试服务经验的ETS要求，中国首次托福考试的准备时间至少需要6个月。

　　对此，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疑义：“6个月准备考试，是不是为了要钱啊？”杨学为说，ETS就拉出时间表，详细解释这6个月要进行的工作：组织报名、交报名费、寄送卷子、如何保密等等一系列环节。

　　5月，在美国某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杨学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务处副主任陆兆淞等一行人一同参加了与ETS的签约仪式，到场的还有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陆兆淞站在教室的最右边，杨学为则端着一个借来的没有闪光灯的相机为仪式拍照留念。他把快门调得很慢，光圈调到最大，为了拍到最好的效果，他连手都不敢抖一下。

　　首考听力临时改造教室

　　从美国回来不久，ETS把托福考试资料邮寄到北外。

　　从这里，试卷等资料被分到3个城市的考点。

　　杨学为回忆，之所以第一次考试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是因为ETS认为，当时这3个城市的英语师资力量及软硬件条件比较好，考生比较多。

　　没有横幅，没有广告，在北外办公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中国第一场托福考试默默地开始接受报名。

　　中国要考托福的消息，还是被几家媒体报道了。来了报名的人，负责考务工作的陆兆淞就把资料发给他们，随着口口相传，报名者也越来越多。一年多后，报名点也换至一间更大的办公室。

　　托福考试要测听力，这在中国是头一次。学校决定不用大喇叭放考题，怕声音失真，为了保证公平，每一名考生都要有独立的耳机插口。

　　北外拨款临时改造了一个能容纳100人的大教室作为考点，加上原有的4间语音教室，但还是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报名者，这时，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临时成为第二考点。

　　托福考试全程使用机读卡，这在中国的考试里也是第一次。

　　报名时，考生都要用汉语拼音填写姓名，然后把报名卡上相应的字母用铅笔涂黑，陆兆淞要逐一检查每一张报名卡，这些报名卡将寄往美国，如果有一张出错，不仅考试没有成绩，19美元的报名费也打了水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考生答串行是他最担心的。开考前一天，陆兆淞召集所有的考生来开会，把答题卡复印件发给考生，特别强调考生一定要带着尺子考试，比着答题，谨防在密密麻麻的答题卡上涂错。

　　当时绝大多数是单位集体报名，报名时直接交美元，报名费也由单位负担，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每人的准考证上只写考场不写座次，考试入场时临时安排座位，目的就是要把同单位的人分开坐。

　　11月份，试卷由专门快递公司运到北京，陆兆淞把卷子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他说，不用看守，当年不会有人来偷。

　　从美国运来考试铅笔

　　刘承沛没有想到的是，在听说“托福”仅两年后，他就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次托福考试的北京地区主考官。

　　他认为，托福考试与当时中国的考试最大的不同是，要时时刻刻给学生一个最舒服的考试环境。比如考试时，监考老师不能在考生身后站立超过30秒，不然会影响考生的情绪；每个考场都要准备闹钟，让学生时时刻刻都能把握考试时间。

　　更有趣的是，考生答题用的铅笔、橡皮、转笔刀都是随着资料一同从美国运来的。陆兆淞说，当时用美国的铅笔，主要是担心中国铅笔色度不够，影响机器判卷的准确性。黄色铅笔上印着“TOEFL”字样，笔头上顶着一个橡皮擦，“这个橡皮头比国内的要好很多，擦过后试卷上不会变黑。”每个考场有两名监考老师，开考前要把铅笔削好，每个桌上放两支，如果考试中有铅笔出现了问题，老师随时帮他更换。

　　除了两名监考老师，每个考场还有一名机务人员，专门负责耳机的维护，开考前10分钟，考生开始试听耳机，出现问题，机务人员随时为其更换。

　　不过托福考试要求也很严格，比如做过的听力试题不能更改，如果被监考老师发现有考生出现更改的行为，就按照违规处理。“当时有100多道选择题，考生们也根本没有时间改。”考试结束后，铅笔也一同收回，留着第二年的考试接着用。

　　刘承沛说第一次考试很顺利，没有出现作弊，但他至今也还有些后怕，他说，应该提前听一下英语听力，如果播放听力时出现问题，就无法挽回了。

　　陆兆淞记得，几个月后拿到成绩时，感觉还不错，有600分以上的，550分的很多，基本上考生都在500分以上。

　　托福经验被高考借鉴

　　当时去美国签约，杨学为还带着另外一个任务。

　　托福与当时中国的高考完全不同。托福是美国人的标准化考试，他们有理论，每年的题目由题库生成，难度保持一定。

　　但当时的中国，考试都是主观题，命题也只凭借经验。

　　“经验是存在于命题人的脑子里，今年谁去命题谁就有经验，明年换一个人，就没有了经验，每年考试题目难度忽上忽下。”杨学为说。

　　随着托福的引进，1985年中国高考实行标准化改革。命题中增加了客观题，同时保留了部分主观题，这样的改革，既有借鉴托福的内容，也有自己的创新。

　　蒋妙瑞认为，托福的优点是，它的考试是有效的。可以通过一种题型，拉开不同程度考生间的档次。但是它也有缺点，比如全是选择题，无法避免考生猜答案的因素。

　　所以在之后由蒋妙瑞负责的大学四六级考试的命题中，托福经验多被借鉴，但是增加了作文的内容。

　　经过几年的考试，陆兆淞也向ETS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后来，托福考试陆续增加了作文考试。

　　据媒体报道，第一次托福考试共有732人参加。如今，新东方学校国外部北美项目主任张洪伟说，2009年，参加托福考试的学生将达到13万人。 (记者 吴鹏)

　　-新观察

　　托福考试搭建了走进世界的语言平台

　　托福考试的价值，在于改变了中国人的视野，还是改变了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在那些托福应试者的巨大热情背后，能看到哪些时代变迁的痕迹？这是我们今天评价托福考试时，应该思考的问题。

　　1976年以后第一代走出国门的人，大多数来自和“资产阶级”藕断丝连最为紧密的上海，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黑市兑换美元，战战兢兢填写报名表格，传阅每一本能搞到的《时代周刊》，他们内心充满了莫名的狂热和兴奋。

　　第一代出国者即第一代托福考试的“受虐者”，很多人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奖学金，去美国改变命运。

　　除了少数人有海外亲戚的持续建议和微薄资助，大多数一穷二白的年轻人漫无目的的寄出几十份托福成绩和申请资料，然后焦急地等待大洋彼岸的回音。那种等待的滋味，很多人一生都刻骨铭心。那时候的北大、清华、复旦，直到今天都有人戏称为留美预科学校。

　　那些远渡重洋的年轻人，接受80年代西方文化气息影响的最直接辅助材料，居然是整个托福考试阅读文章所提供的美国历史、文学、政治制度、经济沿革等等。这些以考试名义出现的文本，涵盖了哲学经典人物康德、尼采等等，大段艰涩的词句直接冲击久受封闭的中国学生的语言及文化认知极限(其后另一个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将此推向另一个极致)。

　　那些关于美国政治、地理、民族史等的教科书式的大段文章，无不是中国人重新接触世界的开始。托福考试戏剧性地成为接触美国腔(口语)、美国文化读本(阅读)、美国式思维(写作)的重要途径。就连托福考试的组织方式、试题标准化设置、考场服务，都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所发现和借鉴，加速了中国考试制度与世界的接轨。

　　可以说，托福考试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搭建了中国人才进入世界舞台的语言平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中国考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平台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美国梦”。

　　不过，必须要说的是，托福考试传递的英语，却完全是书面的、精英的、反草根大众的典范，就连口语朗诵的磁带腔调也是正经八百的。这些托福考试的文本意义，历经数次改革，伴随着美国电影及剧集的泛滥，居然从未改变。

　　因此，如果要问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在近30年的托福考试中提高了吗？中国人通过托福了解到的是真实的美国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留美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学术能力，并不比没有托福考试时的时代高出太多。而且，中国人理解美国的方式，依然是华尔街的财富解读和民族主义的爱国解读。当然，这些问题，远不是托福考试本身所能解决的。

　　2009年，托福考试的参与人数已经增加到13万人，从第一代一穷二白、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到现在家境丰厚、人生迷茫的新一代留学生，托福考试作为参与者，缩影印证了中国社会开放改革的发展历程。(新东方研究院执行院长，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戈德史密斯学院 张亚哲)

　　　辗转弄来美元报名考托福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家对外经贸部工作，当时接触的外部信息越来越多，我就想出国去留学。

　　当时什么都不懂，连怎么报考学校都不知道，只记得托关系办了一张北京图书馆的阅览证，在里面找到一本字典一样的书，上面是一些国外学校的介绍。

　　我就按照上面的地址和学校联系，但是没想到学校说，你得先考托福，有了托福成绩才能申请。

　　当时参加托福考试的人大多是公派留学者，以科技类的研究人才为主，像我这样自己报名要出国的，还不多。

　　我是1983年参加的托福考试，考场在语言大学。最开始，为了报上名都费了很大的劲。当时报名要用美元，可是也没有地方去兑换，听说公派留学报考的都是单位出的报名费，我只能辗转找到国外的一个亲戚，弄了些美元，交了报名费。

　　考试前总要复习的，可是那个时候新东方一类的补习班都还没有，就只能自己找补习材料，我也跑了很多书店，找到一本影印版本的书，等于做了个练习。

　　虽然做了练习，但是考试那天还是不适应，那天是第一次戴上耳机考听力，觉得很新鲜，但是一不注意人家已经读过去了好几道题，然后再也不敢瞎想，赶紧认真地听。

　　成绩出来了还不错，后来也申请到加拿大的学校去读书。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1983年托福考生 (记者 吴鹏 根据采访整理 )

　　那时流行

　　“雅思”

　　流行时间：1987年起至今

　　流行指数：★★★★

　　“雅思(IELTS)”，全称为“国际英语测试制度(InternationalEnglish- LanguageTestingSystem)”，是留学英联邦国家的一种考试制度，主要用于留学、移民和各行业对英语水平的测试。它也是除了托福之外，另一项广为流行的出国留学、移民的英语水平测试、途径。

　　目前，“雅思”考试的成绩除了得到英联邦的国家认可之外，也逐渐得到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学校、机构的接受，成为留学、移民签证的“敲门砖”之一。

　　“雅思”在中国的第一次考试于1987年举行，当时，只有不到50人参加考试。2001年，4万中国人报考雅思，北京成为全球最大的雅思考试中心。而到2008年，报考雅思的中国考生已经逼近3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