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5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15日在京召开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目前高校学风建设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风建设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分别发言剖析学术失范现象。

　　周其凤说，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和规范，是保证学术正常交流、提高学术水平，实现学术积累和创新的根本保障。近年来，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时有发生。一些学者违背学术研究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或媚于世俗，热衷炒作；更有甚者，丧失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为手段换取一时之名利。这些行为和现象虽属个别，但若不加以制约，将严重污染学术环境，影响学术声誉，阻碍学术进步，进而影响整个学术群体的创新和发展。

　　周其凤介绍说，北大在学术道德规范建设方面坚持如下几点原则：

　　一、建设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和谐统一的学术氛围

　　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在于学术研究的自由意志、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而学术规范的宗旨即在于对学术自由的维护与尊重。在学风与学术规范建设上，我们强调既要积极推崇并维护学者的学术自由，也要倡导学者在自由表达学术观点的同时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

　　二、建设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有机结合的控制机制��

　　一方面，倡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加强对学术失范的监控和惩处；另一方面，积极提倡学者自觉地尊重、维护和实践科研活动的职业道德，将学术规范自觉地内化为自身科学活动的行为准则及价值取向。

　　三、建设事先预防和事后处理互为补充的教育手段��

　　对于学术失范事件，根据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惩处。同时，着重致力于学术失范的预防机制建设，避免潜在的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

　　四、建设表现形式与实质内容并重的成果评价体系��

　　一方面倡导学者要从细节做起，注重基础性的形式规范，对于研究过程中包括引文注释、观点引证等技术、形式层面的具体规则精益求精；同时更要从追求原创性和实质性进展、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运用科学的学术批评等内容层面形成研究成果的规范性评价。

　　据上述原则，周其凤说，北大在学术道德规范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加强领导，全面部署

　　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北大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学术规范建设工作，将学术规范建设纳入学校的整体工作之中，形成全校师生全面动员、共同参与，各单位齐抓共管、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

　　二、落实机构，事有专管

　　2007年，北大在学术委员会下专门成立学术道德委员会，由校长任主任委员，由各学科领域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学者任委员，负责制定、解释和评估学校学术道德方面的政策、规定和存在的问题，接受对学术道德问题的举报，对有关学术道德问题进行独立调查和审议。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学术道德委员会的成立，对于学术道德规范的宣传引导及相关问题的处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修订规章，完善制度��

　　近年来，北大先后制定、发布了《北京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建设方案》、《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工作办法》，修订了《北京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进一步规范了学术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修订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学术规范的相关规定，建立学位论文失范追究导师责任制度。通过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为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宣传教育，防微杜渐��

　　在上述规章制度制定的过程中，组织全体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广泛参与了草案的修订，这个过程，一方面广泛听取相关群体的意见和建议，使得相关制度更加完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宣传与教育的过程。

　　在新教职员工入职培训中、在对学生进行的讲座、座谈中，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了大量学术规范教育课程，防范于未然，力求将学术道德规范意识、学术道德规范常识通过每一次机会渗透到每位师生员工的潜意识中。

　　另外，学校还计划分学科加大力度建设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类课程，同时编发不同学科的学术规范细则和典型案例，充分利用学校各种资源，以多种渠道和途径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力度，营造学者自律的良好学术道德氛围。

　　周其凤指出，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创新取决于学者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尊崇和执着。针对当前学界存在的一些急功近利、破坏学术道德风气、违背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若不加以重视，恐怕将严重危机整个学界的风气，进而影响中国学术的创新与发展。为此，北京大学希望能在教育部等上级部门的领导下，与兄弟院校的广大师生和科研工作者一起，求真务实，去伪存真，为中国学术的繁荣与进步作出自己的努力。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座谈会上剖析了学术不端现象产生的原因——

　　自从古老的欧洲大学建立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从贵族的“门客”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转变成为“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当历史进程跨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学术研究成为国家行为，体现了更强的国家意志。进入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术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介入使得学术研究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发掘。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然而，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从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

　　杨玉良指出，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构成了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尤其是其中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将揭露遮蔽“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遥想源于17世纪中叶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权(以及是否存在剽窃)的争端，英国皇家学会乃至皇室也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进入现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术失范”案的争端也常常演变成国家之争，成为外交事件，政府首脑们也不得不为之亲自出动。

　　反观当今国内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的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中的“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热闹的“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我们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地”、过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仅使得“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在世俗利益链条上的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