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道德败坏——研究互相提防——创新能力下降

　　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委员在一些高校的实验室大楼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告示板上最显眼的是来自校外的学术报告通知，校内的学术交流报告少之又少。

　　一些年轻学者和学生说起其中的缘由，令这位老科学工作者大吃一惊：老师，我们要提防别人窃取我们的科研思想。

　　在朱清时委员看来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有的教授规定学生只做自己的课题，除了导师必须对其他人保密，甚至同门师兄弟也不能通气。甚至在领药品时，因为怕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干脆把标签撕掉。有的教授则不让本科生进自己的实验室，以免他们今后上别的实验室泄露自己的“机密”。

　　有些学生告诉朱清时委员，我们老师说了，国外做科研就是要互相提防。这位老师甚至举例来证明：有学者向业内顶尖的科研杂志《美国化学学会杂志》投稿，被拒。几个月后这个杂志刊登了另外一位学者同样性质的文章。

　　“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这是在误导你们，让你们认为国际学术界是在提防中做学问。”朱清时委员认为这很可悲，“抱有这种恐惧的心态能产生多少创新能力？”

　　朱清时委员以自己年轻时为例，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术杂志，参加学术会议则抓紧机会与各种人才讨论，倾听意见。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量子化学之父唐敖庆院士时，就迫不及待地向这位大师汇报了自己正在从事的科研工作。当时海外一位著名科学家回国访问，一个重要的日程就是安排与年轻的科学家见面，听他们做学术报告，并交流各自的想法。

　　“现在我们在国内已不容易见到这种局面了。其消失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术道德败坏造成大家相互提防的心态。”朱清时委员说。

　　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老院士的学生申报的成果有一本假书，学生自己造了一个封面，结果被发现了，这个院士最后被除名。“当时处理这种事情非常严格。但是现在很多院士，应负的责任大得多，一句话就过去了。”朱清时委员说。在他这个“内部人”看来，这些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没有守住学术道德底线，用“活动”评委或制造假数据的办法来通过各种评审，获得学术职称。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而一些为了维护学术声誉主张严查此类事件的人则成了“恶人”，他们违反了学术界的 “潜规则”：出了这类事，首先是包住，实在不行就大事化小，否则你就是不顾学校的名声，或者是自己出风头，甚至是在打击别人。

　　“现在对学术道德败坏过分宽容，甚至到了糊涂的地步，已经严重损害了教学、科研的秩序。这些糊涂思想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创新能力的大敌。”朱清时委员说。

　　他讲了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阿尔弗雷茨(Alvarez)发明气泡室的故事。

　　1953 年，阿尔弗雷茨参加全美物理年会。午餐时，大家都喜欢挑选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为邻，希望能汲取更多的智慧。阿尔弗雷茨旁边唯一的空位上坐了一个27岁的博士后格拉塞(D.A.Glaser)，两人交谈起来。格拉塞说，由于被安排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场演讲，自己很担心没什么人会来听报告。因为当年的交通不方便，人们往往不等会议结束就走了。

　　阿尔弗雷茨也没时间去听，就请这个年轻人说说自己的报告。格拉塞说，他受啤酒冒气泡的启发，产生一个想法，可能用来建造探测基本粒子的装置——气泡室。一席话让阿尔弗雷茨如获至宝。回去后，阿尔弗雷茨和同事立马动手，几年苦战，终于做出了液氢气泡室。这东西跟格拉塞的原始设计相比有大变化：乙醚换成了液氢，体积也扩大了许多。其功能更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1960年诺贝尔物理奖只给了格拉塞，因为原始的创新思想来自他，尽管格拉塞还很年轻，而且真正造出气泡室的是阿尔弗雷茨。而阿尔弗雷茨在1968年才因发现“粒子的共振态”获诺贝尔物理奖。

　　朱清时委员为这个故事感慨不已：创新思想在自由交流中才能产生、成长和成熟，然而这必须有诚信的学术道德作保障。年轻的格拉塞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新思想告诉别人，阿尔弗雷茨只听了几分钟，自己花了几年时间苦战，成功后仍然承认原始思想是格拉塞提出的，因此使格拉塞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在缺乏学术道德的氛围中，格拉塞这样的人才可能成长起来吗？这种故事可能发生吗？”朱清时委员问。

　　朱清时委员历来坚持一个观点：正如知识产权保护是高新技术发展的保障一样，学术道德是创新思想的保障。如果大家都不恨偷钱的小偷和造假币的罪犯，不严惩他们，那就等于打击那些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的人，社会就不会向前发展。“学术上剽窃和造假的人就是偷钱的小偷和造假币的罪犯，如果大家都恨不起来，不予制止，那么学术就没有希望了。”

　　“是到了整治学术道德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未来的人说，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守住学术道德的高标准。”朱清时委员说。本报记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