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聚焦

　　本报记者对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剖析汪晖“抄袭门”事件及各方分歧

　　策划/谭敏

　　文/本报记者 赵琳琳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因其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被学界同仁指称抄袭而身陷“抄袭门”。随后，此事件在媒体和学界引起巨大争论。时至今日，学界、媒体各执观点，众说纷纭，事件结果依旧悬而未决。而关于此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不得不让人深思。

　　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管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其程序如何？各类令人眼花缭乱的声音经由媒体的传播与放大，是否会影响人们对于此类事件的正确认知及判断？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否有“暴力”之嫌？就上述话题本报记者昨日对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广州日报：近几个月来，关于汪晖“抄袭门”事件的各种观点频频见诸媒体，但是，对于此事件最后的处理却一直悬而未决，就你看来，其处理程序如何进行才是合理的？

　　熊丙奇：汪晖事件涉嫌学术不端行为，对此类事件的处理程序应该是：就其涉嫌抄袭行为的发现而言，应由其本身所属学术机构发现，或由学术同行提出，然后深入调查，最后给出处理意见。汪晖可以在调查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再根据学术机构处理意见进行申诉，最后，再由学术机构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和处理。

　　按照这样的程序来看，目前，涉及这一事件的一些细节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比如，王彬彬教授在媒体上发表意见后，就相当于一种“举报”。按正常程序，相关学术机构，比如，当年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应马上启动调查程序，组成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听取各方包括汪晖本人的意见，最后给出初步意见。

　　但现在没有这样的程序，这不仅使事件一直悬而未决，而且导致了一系列纷争，最后演变成了支持汪晖的在媒体上挺汪，认为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问题，与当时的学术环境、学术不规范等问题有关，并反过来质疑王彬彬教授的动机。

　　学术共同体缺位是“抄袭门”主因

　　广州日报：你所讲的上述调查程序是国外大学对于类似事件的处理程序吗？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目前学术监管的缺位？

　　熊丙奇：上述程序就是国外大学对类似事件的处理程序。大学如果获知自己授予学位的博士、硕士或其他人员的学位被质疑，就应该马上从维护自我学术声誉的角度出发进行调查，公布处理结果。如果自己学校的任职教授出现了学术不端行为，发现后应马上举报，并进行独立调查，公布最终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做法，而不是拿到媒体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就可以的。但是现在，由于没有这样的学术管理机制，导致我们必须要通过媒体讨论反过来给学术机构施压，当然，媒体讨论后无法盖棺论定，因为它不是一个学术决策和管理的机构。

　　学术监管缺位的原因是，目前，我们没有正常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一直以来是以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学术高度行政化。学术共同体是由一些学人组成的共同体，自觉的制定一套维护学术共同体声誉的学术规范和制度，对教授进行学术评价和对学术不端的处理，都应该按照学术共同体的规则来进行，其最高利益是学术声誉、学术尊严的维护，其施行应完全按照学术规律来进行，不受任何其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由行政手段代替学术共同体来进行学术评价，最严重的弊端在于产生学术腐败。

　　广州日报：对学术行为的评价，如何进行才是比较科学的？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如何？

　　熊丙奇：就学术问题的评价而言，最终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规则对事件和个人贡献进行评价。现在，我们没有正常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学术问题的评价主要由两方面完成：一是官方评价，就是政府评价，如获得政府的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它带有很大行政成分，追求的是学术政绩；其二是媒体评价，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多的就可能被认定为学术水平高。

　　在学术评价缺失的情况下，媒体评价有一定作用，也容易产生很多问题，如果媒体本身有其立场、或者受到利益制约，就不可能以公正、客观的立场来完成学术评价，更容易产生炒作、误导和纷争。

　　如果说媒体评价也可以对学术评价产生一定功能，那么，它应该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的功能，如承担将学术成果向社会推广的功能，但它绝对不能代替学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