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桥和老师的背
要过河,自然离不了船。
起初,用来摆渡学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艘小木船。它长约3米,最宽的地方有1米左右,一次只能运上四五名学生。最多的时候,王勇一个早上要来回三四趟,才能把学生们都送过岸去。
2002年,县里教育局给王勇配发了一艘大型铁皮船,这艘船带着柴油发动机,长约6米,宽1.5米,一次能运10个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终于告别了人力划桨的日子,这让他高兴了很长时间。
不过,无论是木船还是铁船,过河时,王勇和孩子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泼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静下来。
在王勇的教育下,他们对这条大河产生了某种敬畏感。
下船的时候,年纪最大的学生先上岸,然后用手把住船头,第二个学生上岸后,把船绳牵住,不让船身乱晃,后面的学生陆续下船,最后一个学生,负责把坐垫收进船舱里。只有等学生们都安全上岸了,“船长”王勇才会离开船舱。
孩子们受到了王勇的严格训练:在船上不允许嬉笑打闹,江面上没有风浪的时候,可以坐着,一旦风浪大了,孩子们都必须趴在船舱里,这样能够集中重心,“船就不容易翻”。
尽管如此,20年来,王勇还是遇见了很多次险情。
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在船上睡着了,到岸后,她迷迷糊糊地下船,却被船头的绳子拌了一跤,掉下江去,幸好王勇的注意力很集中,他赶紧跳进江里,把小姑娘救了上来。
2002的夏天,王勇遇见了鸭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汛,江里的风浪有1米多高,铁皮船在波浪里就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他只能命令孩子们趴在船舱里,自己跪着开船。回家看新闻,看到鸭绿江上的很多大船被风吹到岸边搁浅了,还翻了几艘,他才有点后怕。
每逢秋天的清晨,江面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大雾,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经常辨不清方向,船会在河面上打转上数个小时,有好几次都险些和来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来,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条电话线,他让年长的学生趴在船头,看着电话线的走势,才能勉强渡河。
有时候,即便有船也解决不了问题。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无法行船,王勇就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着一根长木棒,敲击着前方的冰面,来确定能否行人。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冬天。王勇一脚踩破了冰面,大半个身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他一边喊着让孩子们不要靠近,一边用手肘支撑着冰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冰窟窿里爬了上来。他哆哆嗦嗦地爬回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结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两百多斤重”。母亲和妻子搂着他心疼地直哭。
每年有两段时间,王勇是最辛苦的。
一段时间是在冬天,河水还没结冰的时候,他不到四点就要起床,烧上一桶开水,烫一下船上的机器,否则机器根本启动不了。
而这段时间,正值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从半山腰回落30多米,大多数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来,随处可见干枯的水草和龟裂的泥滩,那艘铁皮船也趴在一处岸边,动弹不得。
使用了近8年,这艘船到处都是铁锈,船底已经破了一个小洞,王勇用木头桩子堵上,上面再压了个铁块,才勉强不会漏水。他正寻思着,在丰水期到来之前,要把这艘铁皮船除锈、喷漆,再好好维修一下。
但眼前,还是有几十米宽的河水,挡住了孩子们上学的道路。每天早晨,他只能背着这些孩子趟过河去。
王勇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每年春天,他都会组织村里的家长们,到山上砍来木头,在河面上搭建临时的木桥。可木桥的质量很差,如果头一天晚上下雨,第二天河水暴涨,木桥就很容易被水冲走。今年开春至今,已经建过两次桥,都被水冲得找不到痕迹。
为了背孩子们过河,他特意买了一双能够套到大腿的长筒胶鞋,但很多时候,胶鞋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光着脚,“踩石头踩的紧,不容易打滑”。
因为长期浸水,王勇的双腿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每到发病的时候,双腿红肿得“像大号的胡罗卜”,现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热水烫脚。
“其实有时候挺后悔的,”偶尔,这个48岁的老师也会吐露出真心话,“担了太多风险了,我真怕这些娃娃在我手上出事,那我该怎么和他们父母交代啊?”
责任
王勇的家,在碑沟村的村口不远。他和妻子住着2007年新盖的一座小平房,年迈的父母,住在不远处的祖屋里。
祖屋已经盖了二十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顶被烟火熏得发黑,时不时地往下掉土坯。每逢下雨,四处漏水,连灶台都被淹过,墙壁上有多处破洞,经常会有蛇爬进屋里。
对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学,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吵得最凶的时候,她甚至气得跑回娘家住了几个月。
最直接的反对原因,来自经济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宽裕,尽管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来元钱,但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务农。他一边要赡养两个老人,一边要养育18岁的在宽甸读高中的儿子。
但这些年来,他每年都得在这艘铁皮船上搭进数千元。零件坏了要更换,船体要时不时地维修,光是一年的油费,就是一千多元钱,这些费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王勇才会向孩子家长象征性的征收一点油钱,每个孩子每天5角钱。
而且,王勇身上的责任太大了。一旦这些孩子出了什么事,他很有可能丢掉饭碗。
为此,家人们召开过好几次家庭会议,要求王勇放弃送孩子上学,“又不多挣一分钱,出了事儿谁负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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