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者

　　如果粗略打量，会发现从表面上看，这个小学老师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个头不高，身体壮实，雨后的泥巴路，旁人都踮着脚，他却满不在乎地踩着走，一双可以拉到大腿的蓝色长筒胶鞋沾满了泥，说起话来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还是能在这个中年人身上发现一些异样。看上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但白色的发根却泄露了秘密——他的头发全白了，每年过年，都要上理发店里去染一次。

　　这是时间在王勇身上留下的最为深刻的烙印。

　　“2001年民办代课教师最后一次转正，考试前一天夜里，我紧张得整夜睡不着，早上起来就这样了。”他摸摸头发，叹道。

　　1984年，20岁的王勇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他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一个民办代课教师。

　　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教师还常被人叫做“臭老九”，更不用说像王勇这样的编外人员，他每个月的额定工资只有32元，连自己的花销都不够。

　　而就连这点微薄的收入，都经常发不到手上。那些年里，教师的工资还是由乡镇发放，宽甸是个穷县，经常发不出工资来，有时候用县里自产的啤酒、水果代替，甚至还打过几个月的白条。

　　1989年，王勇与当地一个叫任淑梅的姑娘结婚了。妻子一家人时常劝他，不要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了，甚至有亲戚对他说过这样刺耳的话：“你怎么就找不着活儿干了？一个月拿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沟村的前任村支书隋延文也记得，1992年，他曾3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会工作——老支书想把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条件是，当时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倍。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民办教师考虑了几天，却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肥缺”。

　　时隔多年之后，当回忆起这件往事，王勇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众口难调，天天得挨骂。我可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他说，“还是干老师自在，和娃娃们在一起，老开心了。”

　　1990年，从教6年的王勇调回了碑沟村小，他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之前，一直在县里的其他学校担任代课教师，调回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长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担起接送学生的担子，他便爽快地答应下来。但不曾想到，从这时起，王勇也开始了自己的“摆渡”生涯，而且一干就是20年。

　　小学

　　和城里的许多小学比起来，碑沟小学无疑是简陋的。几只放养的猪崽，在教学楼旁撒欢，头天晚上刚下过雨，操场上一片泥泞，在生锈发黑的篮球架下，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皮球已经看不清颜色，落在地上就粘住了，压根弹不起来。

　　可这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学的唯一途径。

　　居住在南岸的家长们，小时候几乎都有过河上学的经历，并深知这当中的辛苦。为了给孩子创造好一些的教育条件，稍微有条件一点的人家，都搬离了这个小村子。

　　交通不便还引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村里的女孩大多选择了嫁到外面去，而外面的女孩却没有人愿意嫁进来，全村1000多个居民里，光棍就有100多号人，其中不乏四五十岁的老光棍。

　　所以，碑沟小学的学生生源越来越少。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学有150多名学生，但现在只剩下52名，人数最少的六年级，只有5名学生。

　　现在，每天跟着王勇上学的，只剩下了6个学生，最大的是六年级，最小的是一年级。

　　王勇和这些孩子之间，已经培养出了一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

　　二年级的陈伟，是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有人笑话她年纪小，她就会说：“谁说我小了，我叫陈伟大！”

　　不过，“陈伟大”常有哭鼻子的时候。有一次夏天，王勇背着她过河，陈伟的左脚凉鞋没系紧，滑进了江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连忙回身去捞，却也没捞着。

　　丢了一只鞋，陈伟没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刚买的粉红色凉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为了哄她高兴，王勇特意买了一双新凉鞋送给她。

　　三年级的王明娇也记得，有一年春天，河水把刚搭好的木桥淹没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桥面，她不敢过桥，是王勇跳下河去，用身子挡着她，她才敢一步一步地蹭到江对岸。

　　六年级的尤明林，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经送了他六年。这个小男生正在长身体，个子已经和王勇差不多高了，每次王勇背他过河都很吃力。

　　“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恐怕读不到这个年级，”尤明林感激地说，“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时间久了，压在王老师肩膀上的除了这些孩子的体重，还加上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在这群学生里，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11岁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学3年级，她患有先天性斜颈，总是歪着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严重的兔唇，口齿不清楚，但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病。

　　这也成了王勇的一块心病，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到好心人来资助这对姐弟。

　　“我自己是穷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这些穷孩子了。”王勇说，“我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走出这个穷山沟，过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来。”

　　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生活离孩子们还有些遥远，起码，他们得先过了眼前的这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