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引发时代之问：如何才能出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接受羊城晚报专访

　　对先哲最好的纪念：为学术而学术

　　羊城晚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学和术应该分开。学是你创造的一套理论，术是学到人家的技术。

　　◎国外有成就的学者讲的都是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样才能产生大师。

　　◎编一些统一教材，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让老师充分发挥学术功力和智慧。

　　———汤一介

　　为何钱学森先生说“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就是说为何生长大师的土壤如此贫瘠？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

　　我们带着这个问号采访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汤一介是国学泰斗汤用彤先生的后人，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的学生。作为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世纪风云变幻的亲历者，汤一介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很有见地。

　　为学术而学术，没有金钱追求，才可能产生大师

　　羊城晚报：汤教授，去年学术界去世的学者中，有不少是您的朋友吧？

　　汤一介：有些人是我的朋友，有些人是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们的课。

　　羊城晚报：学术界很有成就的人一个个都不在了，他们不肯接受被称为大师。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纪念，恐怕就是要完成他们的心愿，努力营造起可以产生大师的好的学术环境。想请您谈一谈，什么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

　　汤一介：我觉得人文学科要产生大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他要有浓厚的国学基础，他必须对中国自身文化有深刻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二是他必须对世界上的各种重要的学术潮流有广泛的知识和自己的思考；三是他必须非常关注学术自身，而不是把学术作为其它的工具，比方说作为政治的、赚钱的工具。只有坚持不懈地为学术而学术，才有可能产生大师。

　　羊城晚报：为学术而学术，这是曾经被严肃批判的理念，您现在重提它很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现在的学术环境被认为不能产生大师？

　　汤一介：三个原因吧。第一，我们的学术被割断了相当长的时间，至少有三四十年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去的学术文化全部成为批判的对象；第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世界学术发展的形势不了解，没有学术交流。仅有的交流也只是同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进行的，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教条主义；第三，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虽然进行了改革开放，可是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学者把学术作为争夺地位和金钱的工具，不断发生的学术腐败就是证明。所以，非常遗憾，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学术土壤不适宜产生真正的大师。

　　羊城晚报：您作为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您父亲身上有着作为一个大师的哪些最主要的品质？

　　汤一介：他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没有对金钱的追求。

　　在自由环境之下，学术才能真正发展

　　羊城晚报：现在有人提出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实现学术治校。如果这样，什么样的学者适合做大学校长？什么样的学者适合为学术而学术？您父亲在当北大副校长时，抓的是基建。当这个官他不快活，对他的学术也没有好处。您对此深有体会吧？

　　汤一介：我觉得作为大学校长，跟作为一个学术大师并不能等同起来。因为大学校长应该是有学术眼光的领导者，他的任务是能够培养、提拔、任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学者，帮助其在学校里认真做研究。至于这些有潜力的学者能不能成为大师，主要是看他是否符合我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条件。

　　羊城晚报：胡适先生当年聘请您父亲到北大当教授成为美谈，似乎作为大学校长要有这样一种眼力，能够辨识什么人具备成为未来大师的潜力。现在还有这样的大学校长吗？

　　汤一介：现在的校长们很苦呵，他要听上面的，自己不能够作主。比方说，过去国内外好多大学并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统一的课程要求。我父亲教过四十多门课，都是他自己的教学提纲，按他自己的想法讲。你看国外有成就的学者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样才能产生大师。现在据说还在编一些统一教材，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让老师充分发挥学术功力和智慧。我认为学术不能有指导思想，只能百家争鸣，在自由的环境之下，学术才能得到真正地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学校长和各级领导要信任学者，你得放手让他们来发挥他们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