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上学的他，却娶了19岁的女大学生

　　2月下旬的一天，今年19岁的王红(化名)把刚断奶的儿子交给婆婆，自己开着一辆丰田车，到郑州大学物理学院重新开始已经中断了一年的大学生涯。临走时，她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坐进驾驶室，一溜烟地没影了。

　　孩子一离开母亲，在奶奶怀中大哭起来。而王红的丈夫小陈，却无动于衷，仍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母亲小声埋怨他：“孩子哭成那样，你不会哄一会儿？”他有些不耐烦：“去去，我正忙着，你哄吧，别来烦我。”

　　“生个孩子真烦人。”今年20岁的小陈说。说起他和妻子的婚姻，倒有一些传奇。村里拆迁后，家里一下分到7套房子，卖了两套，100多万元现金到了手。2008年，他坚决不去上学了，回到家里，每天上网打游戏、聊天。

　　2008年10月，小陈在网上结识了王红，他了解到，时年刚上大一的王红来自豫南一个山区，家庭很贫困。虽然小陈矮矮的个子，皮肤又很黑，但他面对高挑、白皙的王红，出手大方，旅游、买衣服、买项链，没多长时间，女孩就怀孕了。虽然两人都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但小陈的父母非常喜欢王红，两个人没有领结婚证，摆了几十桌酒宴，就宣布“结婚”了。

　　2009年8月，王红生下一个重达7.8斤的男孩，小陈一家乐开了花，把她和孩子像宝贝一样伺候着。虽然小陈的父母再三劝她不要上学了，但王红态度很坚决，要把学上完。现在，她每天早晨开车去上学，傍晚回家照顾孩子。

　　记者发现，城中村不少年轻人都是中学毕业，能上到高中的不到一半。对于他们来说，上学不是改变命运的必然选择。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富二代”，特别中意从农村出来，有文化的姑娘。在老鸦陈村，去年结婚的男孩，娶的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孩，这些女孩多是大学毕业生，有文化、有知识、漂亮。村民陈喜贵的两个儿子娶的都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某法院的公务员，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陈喜贵脸上洋溢着笑容：“两个媳妇都很好，做家务是能手，对我们很孝顺，对丈夫很关心。而我哥家的儿媳妇找的是城里姑娘，什么都不会做，事还多，整天吵吵闹闹的，他们现在后悔死了。”

　　小陈说娶个大学生媳妇有好处：“孩子有她教，我一点也不用操心；出去和朋友吃饭也有了吹牛的资本，大家一看我这么漂亮的媳妇还是大学生，都非常羡慕我。”

　　刘金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连财务报表也看不懂，每个月报税时都要找专门的财务人员来填表。如何搞好管理，更是难题，我也想去参加大学的培训，但去北京大学听了一次课，老师讲的什么都听不懂。”他说，自己现在很后悔，当初多上几年学就好了，起码现在能听懂大学老师的讲课。

　　●“比住房、比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城里人了。”26日，抚摸着崭新的身份证，郑州市路砦村的路银良有些激动：“从前，尽管我们村早就改造过了，但城里人一问起我是哪里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最怕别人说自己是农民。现在，原来的村没有了，变成了大学路多少号多少单元，一听就是城里人。有了新身份证，我变得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了。”“其实，他们的父辈，年轻时到田地里播种收割，不管村名怎么变迁，还是名副其实的农民，有一种无法忘却的土地情结。”在日常的接触中，曹天深有感触，“但这些第二代，从小就没有种过地，他们早已没有了农民的身份特征，相反，比市民还多了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所以，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农民，也最忌讳谁说自己是农民。”

　　他说，当同龄的70后白领和80后大学生正在为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起早贪黑时，他们早已坐拥几套住房；当同龄人考到驾照却只能揣在口袋里时，他们已换了第二辆或第三辆私家车。他们无需为房子、车子和工作发愁，父辈已替他们安排妥当。因为他们是城中村的第二代，拆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刘金表示，有些城里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农民，但我们早已不是农民了，“我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拿过锄头，没有收割过小麦。城里人有什么好，大学毕业生10年买不起一套房子，我家的房子住不完。现在，给我打工的就有5名大学生和十几个正儿八经的城市人。城里人咋了？还不是得听我吆喝？”

　　他说，前几天，去一家酒吧喝酒，一个穿着打扮很时髦的男孩带着几个女孩在酒吧里炫富，我们村里一个男孩看不惯，和他比谁敢请来消费的人喝最贵的洋酒，一下子甩出10万元，那个男孩傻眼了。“我们最听不惯谁说我们是农民了，不论是比有钱还是比住房、消费，我们比城里人还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