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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比对上述论文后发现,这些论文从格式、研究方法到内容和结论,的确很相似。
尽管有涉嫌抄袭者指出,临床医学的手术都是一样的,研究过程也是一样的,研究成果难免出现雷同。但问题在于,上述论文的文字表述也都大同小异,有的甚至原封不动。
以宋玉萍和谢芳文的论文为例,尽管一个是研究“无痛人工流产术后的宫腔粘连”,一个是讨论“刮宫术后的宫腔粘连”。但宋文主体部分,从诊断资料到结果,从治疗到讨论,文字表述上都与谢文相差无几,只是其中的数据有所不同,同时个别地方增加了与无痛人流有关的特征。
“中大学子”注意到,上述论文连某些细节都很一致,有的改动反而更让人觉得荒诞。比如在原作檀文里,有一句“其中1例治疗一年后妊娠”,于是多数涉嫌抄袭者的病例中,都出现这个情况。宋玉萍和白晓红写的是“其中1例治疗后1年妊娠”,吕继华和谢芳文写的是“其中1例治疗一年后妊娠,足月顺产1男婴”,吴雪芳写的是“其中1例治疗1年后妊娠,足月顺产一女婴”。
“中大学子”还发现,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只在数据上做了变动,且仅仅是在原数据上下略有加减:你30例,我就20例;你是22.7%,我就是22.5%;你是1年后妊娠,我就两年后妊娠;你流血500毫升,我就流血600毫升……
由于举报材料涉及的医生众多,中国青年报记者只能试图联系上述各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核实情况。
被“中大学子”认为有3篇文章涉嫌抄袭的宋玉萍医生称自己没有抄袭,也不打算追究抄袭自己的那些同行。她表示自己的论文是通过临床观察得来的成果,写完就完了。“网上的东西是乱炒作。”她说。在回答“为什么很多地方整段文字都完全相同”时,她表示,“不排除对方也引用了同一篇文献。”但记者发现,在被宋玉萍引用的有限的几篇参考文献中,并不存在和宋文文字完全相同的情况。
白晓红医生称,“没参考”别人的文章,一切等自己核实后再联系。
被认为“连数据都原样抄袭的”谢芳文医生称,“没什么要解释的,这个论文我也不想要了。”她说,自己的同事吕医生知道这个情况。
吕继华医生证实,她的确知道谢芳文发表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论文,并表示“过去大家一个科室的,以前在一起做过这项研究”。实际上,根据学术界的规范,每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必须存在唯一性,这也决定着论文的质量和创新性特征。至于自己是否抄袭了别人的论文,吕继华称,“都过了多长时间,来龙去脉我都忘了,我已经退休了。”她认为,既然手术都是一样的,过程也是一样的,难免会有雷同。
此外,吴雪芳医生因出国未能联系上。记者也通过114找到王净、郑玲娣、张凤琴等医生单位的电话,但连日来都无人接听。
记者联系上的医生中,只有一位承认自己确实抄袭了。据“中大学子”查对,该医生有5篇论文涉嫌抄袭。在与记者的通话中,她表示对自己的做法非常后悔,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据她介绍,“周围许多人都是这样弄的,大家都说,又不是什么研究成果,随便抄抄就能行”。她表示,自己在投稿时会找一些边远地方的刊物,通常随便寄过去就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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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举报材料中,这些医生涉嫌学术不端的行为还只是冰山一角。最先发现被抄袭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66例临床分析》以及黄荷风等发表在《中华妇产科杂志》1994年10月第29卷第10期的《卵巢妊娠的临床分析》这两篇论文,也分别被数个单位的十余名医生连环抄袭过。其余个案更是无法一一列举。在一周的调查里,“中大学子”发现涉嫌抄袭的医生总计达70余人。
“医学领域学术造假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中大学子”称。他们以宋玉萍的《无痛人工流产术后宫腔粘连40例分析》和谢芳文《刮宫术后56例宫腔粘连分析》为例指出,从表面上看,发表于2006年的宋文像是“与时俱进”,引入了近年来兴起的无痛人流的应用,但是这两篇相隔10多年的论文,在临床表现、临床体征、病因、诊断、治疗、结果、讨论等方面却都一样,“这不是很恐怖吗?”“中大学子”称,但凡有一点专业知识的人都知道,一般刮宫术和无痛人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医生们都按照宋文所描述的方法和操作去做,“这不是害人吗?”
一位妇产科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了“中大学子”的担忧不无道理。该专家指出,与普通刮宫术相比,无痛人流的并发症少,扩宫环节损伤更小,因此“无痛和非无痛”已经产生了质变,这就要求医生必须掌握不同的手术技巧,否则会对病人造成很大伤害。就像孕妇生产的时候,全麻和普通麻醉截然不同,在孩子出生前就要准备好相应的药物,决不能“换汤不换药”。
此外,记者也联系到一位被抄袭的医生。该医生对自己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至今仍被抄袭感到诧异。她对那篇被抄袭的论文仍有印象。当时她所在医院的科研还是以临床为基础,相关病例也多。在这篇论文中,她把临床和超声波检查结合起来,用于手术前后的对照,这是该论文当时的创新点。“现在临床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新的东西可写了。”该医生说,这家三甲医院的科研方向早已转向了基因和分子学研究。
实际上,此次涉嫌抄袭的医生多来自县一级的基层医院。唯一承认自己抄袭的那位医生对记者坦言,这样发论文跟评职称有关系,小医院没有更多的科研条件,只能依托于临床。问题是,有时候通过抄袭发表的论文也不能换来职称,因为评委看过以后也会觉得“没价值,过时了”。
尽管并不认同抄袭者的做法,那位被抄袭的医生仍然对这些同行表示理解。“这个问题是体制造成的。”她说。在上世纪90年代,只要发表3篇文章就能评上副高。结果后来有同事发表了6篇,那再后来者就要写9篇,才能在积分上超过同事。这种竞争关系导致过去两三百分就能晋升,现在有的临床医生要攒到三四千分才能晋升。该医生认为,科研确实可以提高医生的临床水平,但如果作为晋升的门槛,没必要太苛刻。她甚至提出可以改革现有体制,让医生选择两条路,一条走科研,一条走临床。“医学工作者大多对现在的体制有很多意见。”她说,大家都很羡慕从高校出走的艺术家陈丹青,因为在学术领域,这些弊端是共通的。但是谁也不敢真的像陈丹青那样洒脱。“身在局中,就只能遵守现有的规则。”她说。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对医学界这些学术不端现象的举报,最终是由尚未走出校门的医学院学生发布的。“中大学子”告诉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接到过恐吓电话,以至于不得不换了手机号码,把自己隐蔽起来。他们同样也担心,自己日后还能不能在医学界立身。
直到两个月后,两位大学生才最终下定决心,把举报材料公布在网上(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992132.html),请涉嫌抄袭者所在的主管部门和职称管理部门组织鉴定,以便作出权威的判定。
他们声明,此举纯属个人行为,与所在学校、所在院系、老师以及各位被抄袭者均无关系。他们只希望,中国的医学界,“能像白色的大褂一样”,有一片洁净的学术天空。(记者 蒋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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